加繆與薩特的傳奇友誼及其崩解

　　加繆在1957年獲諾貝爾文學獎，薩特在1964年獲諾貝爾文學獎，他們是20世紀名滿世界的思想家、作家、社會活動家，還曾經是非同一般的知交好友。他們的名字在中國一度響亮起來，是在20世紀80年代前后的大學校園。那時的學生來自各行各業，年齡從16歲到30多歲，大家剛從意識形態的嚴酷中被解放出來，剛剛感覺到一點“個人”意味，于是，一下子接觸到的存在主義的一些字眼，比如“主體”、“自由選擇”、“他人就是地獄”等，便成了校園的談論熱點。大家動輒就是薩特怎么說，并且立即和自己的人生經歷、對社會歷史的思考結合起來，為那些一知半解激動不已。緊跟著又知道了加繆是存在主義哲學的另一個代表人物，知道了他的“局外人”、“荒謬”、“西西弗斯”等概念。當時的大學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西方青年一樣，在一種迷惘和價值危機中實現了薩特“存在主義是一種使人生成為可能的學說”之說，使之在思維層面產生了一定意義的指導性。這批人從校園走向四面八方，也將自己的思考帶向四面八方。我想，后來在日常語言中經常出現的“選擇”等詞匯，應該是那時“存在主義熱”的“后遺癥”。 

　　但是，無論那時還是現在，有多少人知道薩特和加繆那段傳奇友誼背后的諸多思想糾葛，以及他們之間震動歐洲知識界的“吵架”和“分手”？有多少人了解那場友誼“崩解”背后的冷峻現實和價值深層的兩難處境？更遑論那場友誼崩解滲浸了多少20世紀世界歷史的泥漿，給后人留下多少唏噓、遺憾、悲哀和反思的價值！20世紀80年代之后，各種流派的西方哲學迅速流入中國，存在主義也由一時的“一枝獨秀”歸位為“群芳璀璨”中之“一芳”，同時“歸位”到專門的學術研究領域。也許，只有對存在主義有持續熱情和專門研究的人，才會對薩特和加繆兩人間的不凡友誼以及崩解過程有較為深入的了解，并關注貫穿其中的社會政治意味。但由于“冷戰”等種種政治緣由，材料匱乏，包括在西方學術界，這方面的詳盡敘述一直沒有出現。直到冷戰結束，國際薩特研究專家羅納德·阿隆森教授用了6年時間，在新的世紀寫出了《加繆和薩特：一段傳奇友誼及其崩解》一書，詳盡并深刻地挖掘（不是講述）出發生在半個多世紀以前的故事，將一場不凡友誼的開始和終結大白于天下。 

　　這真是一本好書！作者不但將兩位世紀人物之間的關系作了各種瑣細的清理，重要的是將隱藏在各種事件下面的兩人的哲學見解、道德追求、政治理想、個性心理等方面的顯性、隱性因素也一一挖掘出來，將其重現于特定的時代氣候和具體的時間、地點，清晰地勾勒了他們相逢相知和最后分手的邏輯地圖。最可貴的是，在歷史研究的基礎上，作者將兩人的友誼和崩解及其對歷史現實的影響擱放在具有普遍意義上的價值刀刃上，嚴格審視各自在價值維度上明確和不明確的兩難處境，把面對復雜歷史的自我道德期待和無奈的顧此失彼，兩顆高貴靈魂難以完滿互補的必然性，以及所有這些東西在人類歷史中的意義，等等，寫得蕩氣回腸，引人深思。 

　　撥開繁茂的枝枝葉葉，從中抽出纏繞著薩特和加繆那場友誼始終的主要緣由，有這么幾個繞不開的坐標：一是二戰后期的巴黎抵抗運動，二是戰后國際政治風云中二人的態度，三是阿爾及利亞問題。他們的思想與行動深深“介入”這些事件中，在此相逢相知，也在此分道揚鑣，更重要的是，他們還在此永遠地深刻相通著。 

　　第一個坐標是他們友誼的起始點。1943年6月，薩特的“介入”（由哲學進入歷史）戲劇《蒼蠅》在巴黎上演，首映式上，薩特和加繆初次見面，立即成為知己好友。因為他們之間早有默契：加繆作為法屬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曾經在阿爾及爾的報刊上揮灑自如地評價過薩特的小說《惡心》和小說集《墻》，而薩特也早就評價過加繆的小說《局外人》和思想隨筆《西西弗斯神話》，他們互相佩服，都從對方身上看出了非凡的創造性和驚人的才華。面對存在，薩特用了“惡心”的概念，加繆用了“荒謬”的概念，都否定了傳統本質論哲學對人的先驗性價值定義，給個人的自由選擇和責任擔當騰出了一片空間。因此，巴黎相見是一個契機，加繆很快成為薩特名流圈子中的一員。 

　　當時的薩特已是赫赫有名，加繆還是初出茅廬，因此薩特便自然地成了加繆進入巴黎文壇的引路人；而加繆早在阿爾及利亞時就是一個積極關懷現實的行動主義者，當時正主編巴黎左翼組織的地下報紙《戰斗報》，經常出生入死，可以說是“介入”的“老將”了，便很自然地將正在尋找“介入”之路的薩特引進地下抵抗運動。在加繆的安排下，薩特曾給《戰斗報》寫了一組反映巴黎解放戰斗場景的文章——《起義中的巴黎漫步》（后來波伏娃在回憶中說這是她受薩特授意而寫）。戰后，薩特創辦刊物《現代》，和《戰斗報》一起，自覺地為更新法國社會的道德政治而盡力。因此，占領時期和戰后的兩人，殊途同歸地活躍在法國歷史現實的舞臺上，成為才華卓著的左翼作家領袖。 

　　第二個坐標主要是蘇聯問題。加繆執著的是，在冷酷的歷史現實中一定要記住人性的根本要求，不能在反抗壓迫者的過程中成為壓迫者，忘卻最終目標。因此，他譴責蘇聯的大規模清洗運動，認為極權政治淹沒了人性。他寫了長文《不當受害者也不當劊子手》，明確提出自己的價值立場：“我們不能逃避歷史，因為我們身在其中，它一直沒到我們的脖子。但人可以設想在歷史中作戰，以從歷史中保全屬于人的那一部分——這不是它的固有領地。”在這一線路上的扛鼎之作是其思想隨筆《反抗者》，加繆進入價值邏輯和殘酷現實的兩極，全面論述了終極價值在歷史過程中應該占據的位置。他還將自己的思想融入創作，寫了戲劇《正義者》，塑造了一個“以自己的死為條件接受了為一件事業而殺人的義務的人”，用生命維護了革命的最初目標和最后目標。 

　　與加繆不同，那時的薩特認為社會主義代表了人類發展的新方向，暴力是必要的手段，為了歷史的進步應該接受歷史的局限性，因此公開支持蘇聯。薩特也寫了宣揚自己現實思想的戲劇《魔鬼和上帝》，塑造了一個從哲學進入歷史的強硬分子，肯定了暴力作為手段的正當性，因此薩特一度變為一個“新型的政治現實主義者”。 

　　兩人的分裂在所難免。圍繞加繆的《反抗者》，兩人在薩特主編的《現代》刊物上發生論戰。讓松——刊物的一個普通編輯——寫了長文抨擊加繆，挖苦加繆是“君子”、“紅十字道德”等，言詞激烈。加繆懷疑這篇文章是受薩特的指使而寫（事實上薩特也感到為難，因為他的刊物必須對《反抗者》發言，但又不同意加繆的見解，猶豫了一陣子后，才由讓松寫了上述文章，薩特也覺得措辭過于嚴厲），感到友情受了傷害，緊接著寫了著名的“致主編先生”一信，將矛頭對準薩特：“我親愛的加繆：我們的友誼多艱，但我還是感到惋惜。如果您今天斷絕了它……”兩位朋友因思想對立而陷入情緒的激烈狀態，一場“爭吵”之后，從此勢不兩立。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蘇聯問題最終成為薩特在這條線路上的滑鐵盧：1956年，蘇聯出兵匈牙利，薩特在接受采訪時當即宣布了自己的反對態度，并且在其刊物《現代》上推出關于匈牙利問題的專題，成為他和黨派之間斷絕關系的獨立宣言。薩特承認，在這之前，他“封閉了一切道德觀念”和自我判斷，而如今的自我回歸讓他欣喜。20世紀70年代以后，薩特談到他在50年代是如何克服甚至壓制早年的“道德主義”的，說那一切都是為政治現實主義讓路。其實，薩特早在戲劇《骯臟的手》中，已經表現出了他的矛盾心理，劇中描寫黨棍路易斯等人的粗暴和手段的卑鄙，實際上是對歷史現實的批判。“匈牙利事件”是一個極限，他不可能允許自己矛盾下去。在以后的許多歷史事件中，作為一個獨立的知識分子，他為一切受壓迫者說話，“成了一個觀點舉足輕重的道德在場者”。這就是說，他在道德人性的點上，與加繆殊途同歸。然而，他和加繆都沒有絲毫和解的意思。 

　　第三個坐標是阿爾及利亞問題。因為加繆屬于出生并成長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下層人，無論對法國人還是阿拉伯人，他都懷有深厚的感情。但偏偏這又是兩個對立的點，沖突是經常的事。50年代中期，阿民族主義者不斷襲擊殖民地當局和普通的法國人，法國方面派出軍隊鎮壓，一時局勢嚴峻。加繆一邊寫文章倡導和平，既反對法國政府的“愚蠢的鎮壓”，也反對阿人的“血腥暴行”；一邊冒著生命危險飛到阿爾及爾，成立推動平民休戰委員會，試圖充當兩邊的“仲裁人”。結果是兩邊都不接受他，“阿爾及利亞歷史上最后一次促進法國——阿拉伯和解的重要努力宣告失敗”。 

　　多少年來，為了那一方土地的安寧與晴朗，加繆一直身體力行，卻始終存在一個盲點：他從未指出過殖民地行為的根本非正義性，對法國殖民者對殖民地人民的罪行也始終保持沉默。這一點在加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第二天，在與斯德哥爾摩大學生見面會上，被一名阿爾及利亞籍學生所質問。加繆解釋說，他擔心自己如果也去譴責法國殖民者，就會加劇阿民族主義者的恐怖行為，他們會將炸彈扔向無辜的黑腳法國人（出生于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下層人），其中就有他的母親，而他卻在遠離危險中安然無恙。他的“母親先于正義”的誠實使許多人感動。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后，他曾與戴高樂有過一次會面，并試圖說服后者采納他的中間路線。他一直在為營救被捕的阿爾及利亞人四處活動。他將多年來有關阿問題的文章結成集子出版，表達他的和平與人性理想。然而，現實永遠比理想有力，1960年，加繆因車禍英年早逝，1962年，阿爾及利亞宣布獨立，一百萬黑腳法國人被迫離棄家園，匆匆逃往法國或其他國家。 

　　在這個問題上，薩特堅決支持阿民族主義者的暴力行為，譴責法國殖民者，像對蘇聯問題一樣，是一種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在巴黎的集會上，在反對政府派兵的演講中，薩特嘲笑了加繆的“改良主義神話”。由于法國共產黨支持鎮壓阿民族主義者，薩特毅然脫離法共。他還在法國軍隊鎮壓阿起義者之后，在巴黎鼓動一些名人簽名，鼓勵應征入伍的法士兵逃亡（當時薩特還被控反對國家，是戴高樂說了“你不能囚禁伏爾泰”，因此豁免）。因此，法國殖民者頑固派組成的秘密軍隊，派人在薩特的住宅兩次投放炸彈，當時薩特躲在一個朋友家里，老母親也因為恰在浴室而幸免于難，但他的寓所被炸毀。薩特一直宣揚暴力的歷史合理性，結果正是暴力差點讓母親喪命；而加繆認為“母親先于正義”，試圖尋求“母親”與“正義”之間的永恒家園，結果是阿爾及利亞的正義使母親永遠失去家園。這真是一個反諷。 

　　站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會清晰地看到薩特和加繆沉潛于歷史深處的真誠與尷尬，看到他們在人性道德上的相通。加繆1月4日遇難，薩特在1月7日的致哀詞中說，加繆通過自己對歷史的拒絕，“重新確立了道德事實在我們時代中心的存在”。他還說，他們“分手”以后，是在“以另一種方式共處”。是的，拋開一切，單單讀一下加繆的小說《鼠疫》和薩特的戲劇《阿爾托納的隱居者》，從加繆那位堅定地“介入”歷史、默默呵護人性價值的醫生身上，從薩特托一個逃兵用生命對整個20世紀進行人性審判的悲聲中，我們就可讀出他們是如何地為20世紀的歷史和人性問題嘔心瀝血。阿隆森在書中深情設想，他們都住在巴黎拉丁區，是否會在路上偶遇，尷尬地問候一聲？事實上，他們分手之后一直不依不饒地挑對方的刺，至死都未和解。 

　　20世紀80年代中國大學校園里那些薩特、加繆的崇尚者們，有不少成為日后中國知識界的中堅，他們面對時代發出了自己的聲音，用自己的方式書寫了20世紀中國最后20年的思想文化關懷，并在21世紀繼續著自己的思考與書寫。他們也在一定限度內不斷地為國事、世事爭吵著，成熟地和貌似成熟地解說著自己的價值觀念、立場身份，批評和批判著別人的價值觀念、立場身份。而且，有些人常常迷失其中，找不到自己的來路與去向。在新的世紀，如阿隆森所說，“激勵并拆散加繆和薩特的最深層因素仍與我們同在”，因此“他們的智慧和思維盲點”也與我們同在。也許需要重新掂量20世紀50年代前后那段嚴酷的歷史，那兩個優秀的人物，兩顆追求高尚的靈魂，是怎樣在歷史政治的旋渦中無情地遭遇裂解，又是怎樣堅韌而雄悍地走出失地，堅守初始的終極情懷。 

　　（摘自《大學人文》第7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8月版，定價：22.00元）

加繆


薩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