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島談《今天》：青春和高壓給他們能量

北島近照。

　　在海外多年的北島回國了。去年底他受聘為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回到香港任教。

　　今年恰好是《今天》詩刊創刊30周年。記者采訪《今天》舊事之前與北島溝通，北島一直很認真，要求記者不僅采訪他，也要采訪《今天》的其他當事人，芒克、黃銳、徐曉、鄂復明……他在郵件中列出一大串人名。但因版面限制為一人的訪談，記者只好以“緩兵之計”表示之后還會采訪其他人，才得到采訪機會。之后記者聯系芒克，芒克一句爽快的“采訪北島就行了，他是一個很嚴肅的人”，充分顯示了朋友間的信任。

　　講述起《今天》的故事時，北島的語氣是平靜的，但對每個細節、人名和時間卻格外較真。在他那里，歷史是一件很嚴肅的事情，事實不容篡改。不滿于有學者將“今天派”歸入“傷痕文學”，一直很有涵養的北島甚至憤怒地說出“睜眼說瞎話”這樣嚴厲的措辭。

　　“從早到晚，來編輯部幫忙干活的人絡繹不絕”

　　南方都市報：在采訪黃銳的時候他曾經提到，《今天》的創辦跟當時西單民主墻這個大背景有關（見本報5月18日B20版《改革開放30周年大家訪談系列之六：“星星”撼動了當時的社會》），是這樣嗎？

　　北島：這還得從“西單民主墻”的形成過程說起。文革結束后，有很多外地人到北京上訪，上訪高峰期僅在北京就有幾十萬人。那時長安街在西單地段北側有一段灰色磚墻，成了上訪者張貼申冤及個人訴求的大小字報園地，其中也有提出普遍政治與社會訴求的文章。到1978年底，一些非官方的報紙刊物開始出現（首先張貼在這墻上）。這就是“西單民主墻運動”（簡稱“民主墻”）。《今天》是最早出現在“西單民主墻”上的民刊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一份文學刊物。它于1978年12月23日創刊，除了“民主墻”，同時張貼在北京的政府機構文化出版單位和大學。

　　當時民主墻每天都有很多人圍觀，那是很壯觀的場面，現在還可以找到當年人們圍觀手抄的老照片。那時都是靠手抄，抄大小字報和民間報刊，當然也包括《今天》在內。

　　南方都市報：你跟芒克、黃銳提出創辦《今天》，有什么具體的原因嗎？

　　北島：這要追溯到北京的地下文學運動。六十年代后期，生活的動蕩加青春的苦悶，使年輕一代從書本和寫作中尋找精神的出路。每年冬天農閑，年輕人都紛紛回到北京，互相交換書籍，很多人開始寫作，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文學文化沙龍。當時北京有一個比較大的沙龍，女主人徐浩淵是個傳奇人物。七十年代初，她周圍聚集了一批詩人藝術家，包括依群、彭剛等人，還有根子（原名岳重）、多多、芒克，他們都被稱為“白洋淀詩派”的代表人物。

　　類似的沙龍在北京不少。我所在的沙龍比較小，以我們三個同班同學為主，聚在一起讀書討論，交換作品。后來這些沙龍不斷交錯重組，大家串在了一起。當年多多和芒克兩人就像要交換決斗的手槍一樣，每人年底要各自拿出一本詩集，看誰寫得好。

　　當時北京的地下沙龍，趙一凡是個重要人物。他父親是文字改革委員會的頭頭之一。他從小癱瘓，才氣過人，從他那里我們借到了很多“黃皮書”。他精力過人，什么都抄，很多地下文學作品因此幸存下來，后來發表在《今天》上。

　　從1969年到1978年，經過近十年的準備期，地下文學趨向成熟，其中以詩歌的成就最高。

　　南方都市報： 《今天》就在這些手抄本的基礎上產生？

　　北島：記得那是1978年初秋一個晚上，我和芒克、黃銳在黃銳家的小院里喝了點兒白酒，我們常在那里聚會。我提議說，我們應該辦個文學雜志，現在是時候了。他們立即響應，說干就干。

　　南方都市報：開始就你們三個？

　　北島：那時我們另有個文化沙龍，常在一起聚會郊游。我們把這個計劃跟大伙兒說了，全都認可。于是開始定期開會商量，比如討論稿件、起刊名、找印刷設備。那時印刷設備是由國家統一控制的，一般人借不到。從九月到十二月，我們不停地奔忙。至于稿件，詩歌積攢了十年了，綽綽有余。寫信征得蔡其矯和舒婷的同意后，我選了他們的詩。舒婷其中一首詩原題為《橡樹》，根據上下文，我覺得加上“致”字效果會更好，于是改成《致橡樹》，都沒跟她商量。蔡其矯的筆名“喬加”也是我順手起的。當時缺的是小說和評論，我趕寫了一篇，發在創刊號上，此后我幾乎每期都寫一篇。

　　南方都市報：大家都自己動手寫？

　　北島：也有外來稿，比如馬德升的短篇《瘦弱的人》。他是通過朋友介紹來的，最初我們想發表他的一幅木刻，他也給了這篇小說。我們都覺得小說不怎么理想，先由黃銳改了一稿，芒克改了一稿，最后我又改了一稿，改得面目全非，把他氣壞了，寫了一封抗議信。那時我們還不懂得尊重作者，得慢慢學。馬德升從創刊號起就加入《今天》，拄著雙拐穿過冰天雪地，幫忙干活。

　　南方都市報：你們最早在哪里印制《今天》？

　　北島：在我們成員中有個叫陸煥興的，原來是北汽的技術員，他家那時在一個“三不管”地區，是亮馬河邊的小村子，與三里屯使館區遙遙相望。陸煥興和他妻子在那兒租了間小屋，也就六七平方米吧。自七十年代中期起，他們家成了聚會的中心，喝酒、唱歌、聊天，通宵達旦。這群人后來成了《今天》的骨干。

　　南方都市報：紙怎么來的？

　　北島：當時大家都沒錢，當時芒克在北京造紙廠工作，黃銳在工廠宣傳科打雜，每人每天“順”一些，積少成多，所以《今天》創刊號的紙張顏色都不一樣。這可以算一種時代特色吧。

　　南方都市報：第一期全是用手工刻嗎？

　　北島：是的，第一期完全是手刻蠟板。當時很難找到油印機，我還為此找過北京醫學院團委的張辛欣。謝天謝地，不知道黃銳從哪里弄來一臺很破的油印機。我們七個人在陸煥興家里輪流倒班，誰累了就睡一會兒，醒了接著干。有的刻版，有的印刷。最初由于技術差，沒印多少，蠟紙就起褶破了，還得重刻。正當我們印刷《今天》時，北京下了場大雪。從12月20日起，我們在小屋里整整干了三天三夜，吃的是炸醬面。22號晚終于完工，大家決定好好吃一頓，慶祝一下。

　　第二天早上我們三個從我家出發。買糨糊太貴，我就用面粉放在鐵桶里熬。隨后我還把我們騎的三輛自行車的牌照號碼都改了，只需用白色水粉在原號碼上添加幾筆就行了。1976年“四五”運動中，警察就是通過抄自行車牌號抓人的。吸取教訓，我們先把自行車牌號改了。

　　南方都市報：你們貼了以后聽到反饋了嗎？

　　北島：其實除了人身安全外，更讓人擔心的是我們的作品能否為人們所接受。我們混到圍觀的人群中觀察讀者的反應。在張貼時附有一張白紙供大家留言，沒想到留言中90%都是肯定的，甚至有人留下地址姓名，希望和我們聯系。

　　南方都市報： “今天”這個名字是怎樣來的？

　　北島：是芒克起的。在一次籌備會上，說起刊物名字，大家苦思冥想，名字都不合適。芒克提議叫“今天”，大家都覺得好，既新鮮又有某種緊迫感。馮亦代把《今天》的英文譯名改成“TheMoment”。所以，《今天》創刊號的英文是TheMoment.到第二期重新設計封面時，黃銳還是改成“TODAY”。

　　去年年底在澳門舉辦的中國文學討論會上，有個復旦教授在發言中，試圖把“今天派”歸入“傷痕文學”的范疇中，讓我很憤怒。我提醒他說，《今天》在創刊號上就已發表了評論文章《評〈醒來吧，弟弟〉》，副標題是“醒來吧，劉心武”。可見我們從一開始就對“傷痕文學”極其反感，要跟它劃清界線。

　　“傷痕文學”不是文學，而是另一種宣傳代用品———把文學當成控訴。再說，文革是一個復雜的歷史事件，怎么可能一夜之間全都成了受害者呢？“傷痕文學”就是工農兵文藝的變種。

　　南方都市報：第一期之后編輯部就發生了分裂？

　　北島：很多民刊像雨后春筍般出現，大家都面臨著生存危機：一旦受到鉗制該怎么辦。于是達成共識，由各個刊物派代表成立“聯席會議”，互相支持。1979年1月底，通過聯席會議協調，各個刊物在“民主墻”前搞了一個公開演講會。那些政治性刊物，諸如《探索》、《人權同盟》，言辭非常激烈。當天晚上，在《今天》內部大家吵了起來。刊物何去何從：到底堅持純文學立場，還是要卷入到民主運動中去。

　　當時代表《今天》在聯席會議簽字，同意參加集會的是芒克，反對的人要求芒克發表個人聲明，貼到“民主墻”上，說明他無權代表大家簽字。但我堅決反對，覺得事到臨頭，只能扛，于是提出一個解決方案：要么反對者留下來辦《今天》，我們退出；要么他們離開，由我們辦。那天晚上除了三個發起人，即芒克、黃銳和我，其他人都離開了。我們從讀者留言上的聯系地址，并通過朋友介紹找到了一批新人，他們后來成了《今天》的骨干。

　　南方都市報：你們做雜志的詳細情形是怎樣的？

　　北島：《今天》分成兩個部分，一是比較松散的作者隊伍，每月定期開作品討論會。每個人念完自己的作品，大家討論，提出修改意見。討論會通常在《今天》的成員趙南家，他家房子開間較大，最多的時候有四、五十人來參加作品討論會。另一部分是就是劉念春的家，那是編輯部所在地。他們哥倆都搬出去住了，被我們喧賓奪主。從早到晚，來幫忙干活的人絡繹不絕，各行各業的人都有，護士、售貨員、大學生、工人、待業青年等等。那個以編輯部為中心的圈子鮮為人知，而正是由于他們的獻身精神，《今天》才得以存活下來。

　　南方都市報：那些不搞創作的人去那里做什么呢？

　　北島：很多人喜歡文學，但不一定非得寫作。大家在一起邊干活邊聊天，討論各種問題。到吃飯的時候，大家掏腰包湊錢湊糧票，做一大鍋炸醬面。記得我的《回答》在《詩刊》發表，我拿到九塊錢稿費，馬上到附近飯館請客，不夠，大家再湊湊。那是一種共產主義式的生活。其中很多人回憶起來，都覺得那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