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至周家：富而好學

　　“家族”是歷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是文化史研究領域的常新話題，橫向的周氏三兄弟，縱向的陳氏祖孫（陳寶箴-陳三立-陳寅恪）、梁氏祖孫（梁啟超-梁思成-梁從誡）、俞氏父子（俞樾-俞平伯）、葉氏家族（葉圣陶- 葉至善、葉等-葉兆言-葉子）等，都為人們所津津樂道。今年出版的《合肥四姐妹》、《江南席家》等，都分別記錄了不同文化、商業世家的歷史。

　　在安徽建德（今東至縣），也有一個周氏家族，在一百多年的時間里，枝繁葉茂、綿延昌盛、人才輩出，令人矚目。

第一代

　　“富而好學”是陳寅恪給周一良的評價。這個評價，用來評價周一良所來自的東至周家家族也是恰當的。周氏家族的第一代人，是周馥（1837－1921）。他曾因家境貧寒流亡他鄉，家人怕他不得歸，改其名為“復”，后來李鴻章手書褒獎單時，誤將他的名字寫作“馥”，后來便將錯就錯，沿用此名。

　　同治元年（1862）春，李鴻章組建淮軍。因避戰亂流落省城安慶的周馥前往應募，因寫得一手好字和好文章，“招往辦文案”。從此，他跟隨李鴻章辦洋務達三十余年，深受倚重，成為淮系集團中頗有建樹和影響的人物。中日甲午戰爭中，周馥是李鴻章的主要策劃者之一，創辦了天津電報局、天津機器局等洋務事業，并主持建立天津水師學堂和北洋武備學堂，參與了北洋海軍的建立。還將畢生治水之法寫成《治水述要》一書，是我國治水史上一部不可多得的參考書。

　　但在早期，他的官運并不亨通。1899年，慈禧召見周馥，原有“授河督”之議，但因“有阻之者”而擱置，李鴻章對此極為氣憤，曾與友人言：“吾推轂天下賢才，獨周君相從久，功最高，未嘗一自言，仕久不遷。今吾年老，負此君矣。”中年之后，周馥才先后被任命為山東巡撫、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加兵部尚書銜，又遷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再遷兩廣總督。張勛復辟任協辦大學士。

　　周馥共有六子三女，其中三女瑞珠適袁世凱八子袁克軫（鳳鑣）為妻。除第三子夭折外，其余五子均各展才學，另辟新路。如周學海一生鉆研醫學，校刊有《周氏醫學叢書》；周學淵曾與辜鴻銘等組建詩詞社；周學Q辛亥革命后，當選為國會參議院和眾議院議員，一生追隨其兄學熙致力實業，奠定了周氏企業集團的紡織業基礎。而周學熙（1866—1947）則是他們兄弟的杰出代表。

　　“北方實業巨子”周學熙一生最大的功績在于創辦實業，他和江南的狀元實業家張騫并稱為“南張北周”，為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立下汗馬功勞。不同的是，1925年張騫去世時，他的企業已瀕臨破產，一代而衰。而周家的后人直到今天，依然活躍在商、學各界。

　　周學熙以天津為基地，營建起一個龐大的“周氏企業集團”，資本金額高達4000多萬元，在當時這幾乎是一個天文數字。他親自創辦的企業就有北京自來水有限公司、中國實業銀行、唐山啟新洋灰公司、大苑實業銀行、天津華新紗廠、興華棉業公司、耀華玻璃公司、唐山啟新機器廠、灤州礦地公司、江南水泥公司等。周學熙的企業集團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工業產業格局的形成，此前，華北的工業基礎相當薄弱，中國的水泥和玻璃制造幾乎為零。而周氏企業集團吸引了1920年代北洋軍閥爭相投資天津，逐漸形成了中國南北兩個經濟重鎮：上海和天津。對于華北的紡織工業，周學熙也有奠基之功。

　　1912年，袁世凱為民國大總統，學熙兩次出任內閣財政總長，兼稅務處督辦。當時中國的財政空虛和混亂幾趨極致，市場上私鑄錢幣風行，全國有數十種貨幣。孫中山宣誓就職臨時大總統時，國庫里只有銀元10枚，而黃興負責的南京留守部門裁軍一項，就需要250萬。周學熙受命于危難之際，大力整頓稅制，興辦銀行，統一全國流通貨幣。采用借款、免稅、提供保息等方法扶植民族資本，鼓勵國人興辦實業，多次舉辦國貨展覽會，積極推薦國貨赴南洋參展。

　　周學熙也在任上留下了終生的污點：經辦“善后大借款”。在國庫完全無錢維持政府運轉的情況下，為幫助袁世凱取得財政支持以鏟除異己軍事力量，周學熙與趙秉鈞、陸徵祥等人未經國會通過，于1913年4月26日，與英、法、德、俄、日五國銀行團秘密簽訂借款合同，舉借巨額債款。從此，中國鹽政為外國銀行團所掌握，中國財政進一步被列強控制。

　　此后，周學熙從財政總長的位置上辭職。1915年，袁世凱企圖稱帝，他堅決不與附合，拒撥帝制活動經費，被軟禁于北海。直到袁世凱倒臺才重獲自由。

　　在近代教育史上，周學熙也是值得一提的人物。1901年10月，官立山東大學堂在濟南創辦，周學熙出任首任校長（當時稱管理總辦）。他按照洋務派“中體西用”的教育方針，大力整肅校風，訂立辦學章程，當時的山東大學堂還不能男女同校，教學內容亦以“四書五經”為主，周學熙編印《中學正宗》以正“中學根本”。要求學生打躬作揖，如遇祭孔等大典則行跪拜禮。即使如此，山東大學堂與私塾相比，已經有質的飛躍，具備了近代正規學校的體制和規模。學校聘美國人赫士為總教習（教務長），清末進士任經學教習，回國留學生任科學教習，管理人員80人，各類教師110多人，其中美、英、德、日籍教師8人。學制上分為本科和預科，有嚴格的考試制度。在課程設置上，除經學外，還開設了20多門課程，包括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和外語。

　　當時光緒只是發布了各地書院改辦新式學堂的上諭，但具體如何改，并無先例。山東大學的做法提供了一個具體可操作的模式。光緒二十七年，學部大臣張百熙將周學熙制定的《山東大學堂辦學章程》轉發各省，要求參照辦理。在清末“新政”期間的倡辦學堂風潮中，山東大學堂起到了模范和指導作用，影響極大。

　　但晚年的周學熙趨于保守，他的孫子周景良回憶說，祖父整天穿著藍布袍子，信仰程朱理學，反對子孫上新式學堂，而是在家設師古堂，請老師來家里講國學。孩子們上學都是瞞著他的。

　　值得一提的是，周學熙的五弟周學淵于1906年出任山東大學第六任校長。同胞兄弟先后擔任一所大學的校長，在中國近現代教育史上是不多見的。

　　周學熙以82歲高齡病逝于北京。1991年，周學熙誕辰125周年，秦皇島和天津召開了“周學熙實業集團與中國近代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第二代

　　周家第二代從政界向實業界過渡，周家的第三代主要還是官商結合、發展實業，如周學熙長子周明泰幼讀私塾，兼學德語、英語，1918年任北洋政府總統府秘書，從事實業，1994年在美國逝世，登壽98歲。次子明焯亦致力于周氏企業集團中的棉紡織業，長期主持青島華新紗廠，在堂兄周達的長子、電氣工程師周震良的協助下，將該廠建成以電氣動力為標志的現代機器大工業，在上海先后創辦“三信”（信和、信孚、信義）“三新”（新安電機、新成電表、新業制酸）工廠，抗戰期間，曾因拒絕與日方合作，被日本特務刺殺中槍，幸未致命，后又跌傷致殘。建國后，他將自己應得的95萬元巨款全部上交國庫，又先后購公債、國庫券6.8萬元，曾任山東省政協副主席、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全國政協委員等職。

　　更杰出的代表，則是周學海的三子周叔弢，他跟隨四叔周學熙學辦實業，成為周氏家族中又一個著名的民族實業家。1918年主持籌建青島華新紗廠，日本侵華時，他拒絕與日本人合作。但那時候，周氏家族企業已經衰落，有的被四大家族合并（如中國實業銀行），有的被日本吞并（如天津和唐山的華新紗廠），有的被其他股東控制（如啟新洋灰公司）。余下的也都是慘淡經營。周叔弢的兒子周景良記得小時候，父親經常天津、唐山兩邊跑，干得很傷腦筋。或許正是這個原因，他的10個孩子都沒有留在商界，而是在教育界和學界功成名就。

　　周叔弢還是著名的藏書家、文物家，喜歡訓詁學、古文和詩詞，國學基礎深厚，曾于1933年見日本文求堂藏有我國宋、元、明本古籍圖書百余種，如北宋版杜牧之祖杜祜所編《通典》實為海內孤本。他以一千元贖得宋刻紹興本《東觀余論》璧還故土，同時為索價一萬五千元的《通典》奔走呼吁，希望國家或富財力者贖之歸國，終未能如愿，《通典》至今為異國之“國寶”。抗戰中，曾有人想將石濤的名畫《巢湖圖》送給日本人，周叔弢不惜以一萬元的重金購得《巢湖圖》。他還曾購得清代藏書家黃丕烈蕘圃翁“陶陶室”所藏珍品《陶淵明集十卷》，渴望得到第二部《陶靖節先生詩注》。書商漫天要價，索價四千元，折合時價可買白面四千多袋。僵持了一年，他還是甘心被敲竹杠，使得“兩陶”集保存全璧。解放后，周叔弢擔任天津市副市長，全國政協副主席，并將畢生收藏捐獻給國家，1952年將宋元明代刻本、抄本715種、2672冊上乘精品捐給北京圖書館。1954年，捐贈南開大學圖書館中外文圖書3500余冊，1955年，捐贈天津圖書館清代善本3100余種、22600多冊。在整理并準備捐獻第四批古籍及金石文物時遭遇文革，被抄家沒收，所幸因周恩來的保護得以幸存，1973年發還原主。已是八十高齡的周叔弢重新檢視，將善本1800余種、9196冊，文物1262件，于1982年全部捐獻，分別藏于天津圖書館和天津藝術博物館，其中包括隋唐時期釣佛經寫本，從戰國到元代的印章等精品。周叔弢1982年病逝于天津，登壽93歲。臨終時將全部存款和國庫券連本息全數上交國家。

第三代

　　從第三代起，周家開始向學界過渡。周學熙的第三子明夔（1899—1970），又名周叔迦，是與湯用彤齊名的佛教史研究專家。周叔迦早年從父命在武漢辦工廠，從事實業，結果均告破產，三個月內賠了幾十萬銀元，從此在青島“閉關”三年，轉而研究佛學，1930年起先后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法大學、輔仁大學等講授中國佛教史。1940年主持《佛學月刊》，并在北京創辦中國佛教學院，任院長。建國后，發起中國佛教協會并擔任副會長，任中國佛學院副院長兼教務長，著有《中國佛學史》、《印度佛學史》、《唯識研究》等，于敦煌學亦有涉及，編有《敦煌劫余錄》14帙。

　　學琿的女兒仲錚15歲時為爭得與男子同等的讀書權利，離家出走兩月余，當時得到李大釗、胡適等的支持，成為當時的熱門新聞。她最終如愿入天津北洋女師，后入南開大學。1924年赴法，入巴黎政治大學，成為第一個從該校畢業的中國女子，獲巴黎大學文科博士學位。1951年赴德學習藝術，成為著名的作家和畫家。北京現代文學館至今設有周仲錚文庫和畫廊。

第四代

　　從第四代開始，周家人更多的進入學界和教育界，其中大學教授之數幾乎能辦一所中等大學。周叔迦的長子是紅學家、文物收藏和鑒定家周紹良，而周叔弢的子女10人中有8人是高等學府的知名教授。長子便是北京大學歷史學家周一良。次子玨良長期任教于北京外國語學院。三子艮良是建筑設計專家。四子杲良為斯坦福大學醫學院神經學系教授，神經生理學家。五子以良，東北林業大學植物研究所所長，國家森林植物學學術帶頭人。六子治良曾任北京建筑設計研究院副院長，北京亞運會工程副總指揮、總建筑師。七子景良50年代留學蘇聯，是我國最早使用電子衍射進行晶體原子結構分析的人，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員，曾任北京地質學會分析測試委員會主任。次女與良是南開大學生物系教授，微生物學家。周達（周學海之子）的長子周震良是山東工學院電機系教授。次子熙良為上海華東師大外語系主任。三子煒良1927年赴美留學，后在德國獲數學博士學位，是愛因斯坦的得意學生，美國霍布金斯大學數學系教授、主任。

　　周一良的生平，有其自傳《畢竟是書生》。他當初報考輔仁大學，在琉璃廠偽造了安徽高中文憑，入學考試的數學一門則讓他的表兄代考。后由燕京而清華，由史語所而哈佛大學，直至成為哈佛博士、北大歷史系主任。周一良年輕時即顯示出卓越的學術才能，楊聯升在一篇懷念陳寅恪的文章中說周一良是“當時青年學者中最有希望傳先生衣缽者”。1945年，在北大的傅斯年為網羅人才，致函胡適，以周一良為第一人選。“周一良甚好，乞先生接洽一下，但他恐非教授不可（也值得）”。此前，司徒雷登曾力邀周一良重回燕京。趙元任在給傅斯年信中稱“史語所要NewBlood，周一良是第一個要緊的人，萬萬不可放去”。周一良1946年由美返國，執教燕京大學，時年33歲，正是一個學者鋒芒初露的年齡。如果不是很快失去了學術環境，他在史學上的成就要比現在更大。周一良在“文革”后期，和幾位老教授一起任“梁效”寫作組顧問，他自稱因為“生性小心謹慎，加之解放后‘原罪’思想沉重”。他對自己的一生頗有遺憾，其實，這遺憾不是他個人的，而是一代知識分子的共同命運。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與夫人鄧懿的鉆石婚。1938年，風流倜儻的周一良與名媛鄧懿結婚，時稱神仙眷侶，周送給鄧的新婚禮物是一克拉的鉆戒，時價700大洋，這個價格當時是一個小學徒3年的薪水。鄧懿隨周回國后，主持開創了“對外漢語教學”這門學科。

　　周紹良曾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文學編輯室編輯、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長、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1917年4月23日（農歷三月初三）出生于天津，在收藏方面，他以清墨與古籍善本聞名。收藏了一千余笏、二百多種年號墨，其中多數是名人自用墨，尤以雍正年間制墨和道光御墨最為珍貴，填補了清墨研究、特別是御墨研究的空白。雍正年間制墨甚為稀少，先生藏有九塊，當時藏家無出其右者。他還注重清墨的研究。例如，“貢墨”與“御墨”一直籠統稱為“御墨”。他界定貢墨分為例貢之墨、織造與鈔關貢墨和一般貢墨三種；御墨分為皇帝專用的“御用墨”和皇帝用于拓制法帖、頒賞臣工的“御墨”兩類。紹良藏書，富藏善本，僅《紅樓夢》的版本就有77種，其中尤以程刻甲本、程刻乙本、東觀閣本、本衙藏本最為珍貴。此外，在唐史研究的基礎上，他形成了唐墓志拓片的特色收藏，所集各類石刻拓本在5000件以上，其中僅唐代墓志就達4000件。他收藏明清版小說一萬多種。還是收藏《大統歷》最多的人，有五十余種，其中有很多是國內孤本。（明代歷書被稱為“大統歷”，清中期以來《大統歷》甚為罕見）他的珍貴藏品，幾乎都無償捐獻或低價轉讓給了國家，現分藏于故宮博物院、天津圖書館、國家圖書館。

　　可以這樣歸納東至周家，發跡的第一代周馥主要從政；以周學熙為代表的第二代既從政，又經辦企業；以周叔弢為代表的第三代主要經辦企業，第四、五代主要是從事科技、文教工作，都學有專長，真正實現了中國人的“家學淵源”，“代有人出”的傳統理想。周學熙去世前寫有“絕命詩”：“祖宗積德遠功名，我被功名誤一生。但愿子孫還積德，閉門耕讀繼家聲。”此后近百年，周家的命運果然是“閉門耕讀繼家聲”。現在，周學熙的后代中，惟一一個從商的，是周紹良的兒子周啟晉，他家的別墅就在他自己開發的別墅區里，但他對此毫不在意，卻對家里掛的林風眠、黃永玉真跡，藏的古籍善本津津樂道。這就是世家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