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思文論史

　　一個時期以來，在文學理論史的寫作上，存在著一種機械論傾向，即一些研究者將唯物史觀庸俗化而直線性地理解意識形態形式同經濟基礎之間的關系，忽視意識形態形式相對的或某種程度上的獨立性和自足性，把多元綜合的文藝學簡單理解為文藝社會學，把“美學—歷史”的辯證研究方法化約為歷史決定論的單向性方法，這不僅 忽視了美學維度自身的可能性和豐富性，而且忽視了歷史通往美學的繁復的中介環節。《中國現代文學理論范疇》一書力圖擺脫這種文論史寫作的模式，在理論形態上呈現出了多元對話的文論史敘述景觀。該書沒有因循一般的研究習規，簡單地把各種不同的中國現代文論話語劃分為左、中、右三個界閾或啟蒙與革命兩個維度來敘述；而是在具體的問題論域中描述它們互動、互補、互滲的有機統一關系，彰顯它們各自的有效性和有限性。展現了文學理論“美學—歷史”研究的豐富的可能性，在該書中，“美學—歷史”研究不是簡單機械的，而是一個多元整合、立體多維、多樣有機的總體。

　　和一般的文論史研究著作不同，這本書所涉及的諸種文論范疇雖然都是發生、發展于特定的歷史文化語境中的，然而它們的真正理論歸宿卻在于通過這些具體化和歷史化的文論范疇來深入探究文學的本質。質言之，這本書具有斷代性文論史研究的表象，而在本質上卻還屬于文學基本理論的研究——以史作論的研究方式是該書的一個基本特征。

　　如果長期從事基本理論的研究，往往會感到史論分割的傾向。坐而論道，空談文論，往往會把實踐中遠為復雜的問題簡約化。作者通過對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文本的精耕細作，真正深入到了具體歷史語境下的文本實際當中去，原來想象中仿佛單純的基本文學理論范疇在歷史的敘述中變得豐富而生動。例如，在借助“科學”這種中國現代特有的文學理論范疇來研究文學與科學的關系的時候，作者對持論各異的諸家文本進行了精細的分析和比較。通過這種分析和比較，向人們展現出：即便一個學者的理論思辨和抽象推理能力達到了超凡的程度，他也總會有理論視野的局限性，單純個人想象中的思想對抗無論如何不可能達到實際論戰所能達到的深度、廣度和強度，而處于特定歷史語境之外的人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復制那個歷史語境所特有的具體性、豐富性和復雜性，一般的理論綜合恰恰要經過具體的歷史的分析過程才能真正實現。

　　這本書在一些具體問題的把握上，讓人感覺稍有缺欠。比如在論及“反映”范疇的時候，作者對于20世紀50年代的狀況作出的評價有些簡單化了。實際上，即便在高度一體化的文論寫作語境中，學者們各自的論說仍然會有微妙的差別，在對“反映”范疇的理解中，對這種微妙差別的把握的缺失是這本書的一個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