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晚清的清議與名士？

　　楊國強說：近現代中西交沖中的中國，士人是“憂時的人，也是先覺的人”，還是“最深地卷入了歷史變遷的中國人”，時代的急劇變遷也一一折射在士人的變遷上，因而，不理解士人，就無法理解近代中國的歷史。 楊國強新近出版的論文集《晚清的士人與世相》與他1997年出版的《百年嬗蛻——中國近代的士與社會》（上海三聯書店）都體現了這個特點，作者始終關注晚清士人，并且透過他們來觀察近代中國的新陳代謝。

　　該書17篇論文，絕大部分是圍繞晚清士人而展開論述的。《清代的功名與富貴》觀察清代士人的“只貴不富”現象，展現了他們在經濟上的拮據和窩囊；《世運盛衰中的學術變趨》則深入分析了清代士人在權勢面前的日趨萎縮和由此而生的樸學考證的勃興，以及晚清衰世中理學和今文經學的復蘇造就不同的士人群類；《鴉片戰爭與儒學》、《理與勢的沖突：中英鴉片戰爭的歷史因果》具體呈現了士人在遭遇鴉片戰爭之時的殊相種種；《新學生社會相》簡筆勾勒出清末新政造就的第一批新學生的形象和位置，從而注意到晚清話語權的轉移；《論清末人知識人的反滿意識》以清末士人的反滿論述為焦點，集中展示了清末士人在文化認同和制度認同上的劇烈變化；《20世紀初年知識人的志士化與近代化》則呈示了20世紀初年士人的“筆走偏鋒”、偏激、獨斷、輕死剽急以及他們與農村、城市的斷裂。而長達70頁的長篇論文《晚清的清流與名士》也體現了透過士人看世相的切入角度，作者對于歷史時局的宏觀把握、對歷史悖論的挖掘、對歷史人物命運的體察，尤見特殊之處。在該文中，作者選取晚清士人的議政傳統作為敘述線索，將晚清士人從清流到名士的變遷展現出來，同時呈現出理與勢的抵觸，義理與事功的矛盾，民生與國家富強的沖突，士人社會與下層社會的脫節等一系列的社會亂象，折射出晚清近代化歷程中的一系列內在困境。

　　中國歷史上自有科舉以來，科舉考察士人的知識，清議則管束士人的道德，批評和被批評者都遵從這一套基于儒學經典的道德評判，批評者和反駁者使用的是同一套論述話語。可是這種情況到洋務運動不復存在，洋務派與清流派的對峙，他們的批評與反批評使用的不再是同一套話語。清流仍然固守儒家義理以抨擊洋務派的道德，他們的根據仍然是儒家的“是非”，然而洋務派在反批評中，已經不再使用這一套話語了，他們使用的是“利害”，他們批評清流不識時務，不懂利害。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李鴻章，他自言“三十年來，日在謠諑之中”，所謂的謠諑正是指朝中清議。以火輪車事件為例。余聯沅聽說李鴻章進奉火輪車七輛，上書大肆抨擊，其理由就是“皇上崇實黜華，久為臣民所欽仰，必不貴異物而賤用物”。李鴻章對此類“謠諑”的反駁是“西洋各國兵餉足，器械精，專以富強取勝，而中國虛弱至此，士大夫習為章句帖括，輒囂囂然以經術自鳴，攻訐相尚，尊君庇民一切實政，漠不深究”。很顯然洋務派已經不接受清議的那一套道德說辭了，清議正在喪失對于士大夫的整體管束力。作者認為這是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士大夫群體的分化。之所以有這樣的變化，主要還是因為晚清大變局中，中國所面臨的困境已經不是儒家義理可以完全應對的了。這個以利害造世變的時代里，清議不論利害只講是非，無疑會走向式微。

　　在闡釋洋務運動的過程中，作者還勾勒出洋務運動自身的悖論，即洋務旨在尋求國家富強，可是在形成新經濟的過程中不免摧折舊經濟，遂不免侵害依靠舊經濟維生的普通百姓的生計與幸福，從這個意義上講，洋務運動是一個富強與民生相背離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清流秉持儒家義理，以民本主義抨擊洋務運動。劉坤一和李鴻章關于逐利和生計的辯駁，折射的正是中國近代化歷程內在的兩難困境。今人以歷史進步為指標，自然可以用“新陳代謝”“歷史趨勢”一筆帶過，然而作者對這個新陳代謝過程中的小人物的艱難處境給予了很多同情，因而他也給清議相當的同情和肯定。他指出，盡管清議失之迂執，然而在新陳代謝的過程中，不能沒有一點這種體諒蒼生的意識和關懷。

　　總之，在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中，利害、事功一次又一次地漠然碾過清議孜孜維護的義理和道德。身處這種洪流中的后人，也往往簡單地把清議斥為不識時務、固步自封的保守派和落伍者。可是，作者以更為悲憫的情懷去觀察歷史的細節，給予清議更多的基于同情之了解。他并不簡單地站在一方批評另一方，而是更為細致地體察到，卷入近代中國歷史漩渦中的士人心力交瘁、無可奈何的撕裂。在作者看來，無論是清流派還是洋務派，都是處在歷史夾縫中，吃力不討好的角色。洋務派為國謀富強，卻受著極大的非議；清流在一個只講利害不講是非的時代里，苦心焦慮為世人守護價值是非，卻無可奈何花落去。

　　居于廟堂之高的清流，以儒家義理為依據臧否人物，維系了清議的傳統。然而這個傳統在晚清中國逐漸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名士鼓蕩，最為著名的代表就是梁啟超。名士區別于清流的是，他們不是處于廟堂之高，而是處于江湖之遠。他們在科舉和致仕的正途上通常并不很成功，只處于士人群體的下游；然而他們才學出眾，識見卓越。盡管與清流源出一脈，然而相較于清流而言，他們對于時代脈搏的把握更為準確，他們懂得時務，也標舉時務；他們不再藉奏折陳情御前，而是借助報紙雜志，對世人發言，指點江山，激揚文字；他們用以臧否人物的標準已經不再是儒家義理，而是西方的學說。其間反映出士人的文化認同的變遷，也折射出中國士人的文化認同危機。在斗轉星移的時局變幻中，清政府雖手握權力，可是對于時代脈搏的把握遠不及這一批名士，因此，最有權威的卻是這一批名士。他們身處廟堂之外，然二三名士坐而論道，卻能從容調度國事，使親貴臣僚亦步亦趨，于是出現了名士重于公卿的局面。最為典型的例子是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法，然奏折卻由流亡海外的梁啟超代為草擬。不過，名士發言，往往豪言壯語，漸失根柢，不免信口開河，而且思想駁雜、淺薄，難以形成比較統一的價值觀念以取代已經失勢的儒家義理。于是，名士議論很快被人輕賤和厭惡，價值觀念的混亂無序持續下去。

　　總之，作者以古雅精煉的文字，描述士人在時代變局中的踉踉蹌蹌，進而折射出近代中國瞬息萬變的新陳代謝，讀來令人唏噓不已。最為難得的是作者常能跳出以成敗論英雄的思維定勢，對失敗者、落伍者給予更多的理解和同情。近代士人的錯愕、失落、焦灼、撕裂、憂憤、彷徨、無奈，百味俱陳，集于一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