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學術隨筆文叢》出版前后

　　創建于1978年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近日迎來建社三十周年大慶。三十年的歲月，從宇宙時空而論，不過是彈指一瞬，然而從一個出版社及從事編輯出版的個人而言，又是何等重要而寶貴。我自己的人生經歷中，從1991年至1999年在出版社工作過九個年頭，且先后忝列副總編、總編輯之職。人生有幾個九年？可見，這段經歷不可忽視。我來出版社工作之前，長期在中國人民大學工作，從事清史與清代學術思想史的教學與研究。到出版社后，積習相沿，在編輯出版工作崗位上，仍未中斷學術研究，且不時參加各種學術活動，出國講學，撰寫論著。1999年從出版社退休后，又回到原來的領域，繼續從事清史研究，近來又參與了目前正進行的國家纂修《清史》的有關工作。因而，我在出版社工作的這幾年，時間雖不算短，但說實話，就像是一個來去匆匆的“過客”，常心不專一。加之，自己于編輯出版乃半路出家，既缺乏應有的工作經驗，又沒有經營管理才能。對于出版社說來，確沒有做出什么建樹和貢獻，實感到慚愧！盡管如此，也還是有些事情難以忘懷，值得回憶，也想從中悟出一點經驗。

　　最值得追憶的就是1996年的一次上海組稿之行。我深感一家以出版學術著作為特色的出版社，必須有一大批學術大家與名家來支撐，否則其工作就缺乏堅固的基礎。

　　記得1996年前后，圖書市場出現了散文隨筆熱銷的趨勢。當時，擔任我社總編輯助理的白燁編審組織策劃了《世界散文隨筆精品文庫》，一度成為我社暢銷書和品牌書之一。隨后，我們策劃組織了更具本社特點的一套《學術隨筆文叢》。設想這套隨筆不同于當時已出版的文藝性的散文隨筆，而要有更多的學術含量，但又不是引經據典的長篇大論，要是零金碎玉式的短小精悍的隨筆式短文，內容包括學術短論、師友通信、人物懷念，論著的“序”、“跋”、“評”等。文筆要清新、簡煉、灑脫，既有思想性、學術性，又要有知識性和可讀性，每本篇幅都不大，大致在15~20萬字之內，這樣既促使作者慎送高質量文稿，又便于讀者購買和閱讀。

　　從上述設想和策劃看，這套書創意新，有特色，質量要求也很高，關鍵是必須有相應的作者，否則只能流于紙上談兵。令人欣喜的是我們在北京很快得到一些大師級學術名家的支持，都俯允慨賜他們的佳著。如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學術思想大家胡繩研究員的《夜讀散記》，時任中央黨校副校長的經濟學家蘇星教授的《論外集》，時任中國史學會會長的歷史學家戴逸教授的《繁露集》，以及時任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的紅學家馮其庸教授的《落葉集》，還有中國思想史大家張豈之教授的《春鳥集》等等。有這些學術大師、大家的支持，一下子就把《學術隨筆文叢》支撐了起來。

　　為了使這套書能持續出版，稿源不斷。我們想，作為我國學術文化重鎮的上海，也是學者云集、大家如林之地，何不到上海去組稿。為此，我同在上海有一些關系的社發行部副主任王磊同志一道，于1996年暑期專程赴上海。當時，也只是抱著試試看的心情，能否拿到滿意的稿件并無多大把握。到上海后，我們計劃先拜訪曾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的著名文藝理論家、執學界牛耳的王元化先生，以爭取他對這次組稿活動的支持。他是學術活動頻繁的忙人和要人，是否有時間接待則心中無數。喜出望外的是，經過王磊聯系溝通，王元化先生迅即答應了我們的請求，到上海的第二天便約我們到其府上晤談，并給予我們無私的援助和支持。

　　至今，我還清楚的記得，當時的上海，酷暑炎熱，揮汗如雨，悶熱的氣候，使人難以透氣。王元化先生，雖然是身居高位、且年近八旬的大學者，卻非常隨和，平易近人。接待我們的那天下午，他在自家簡樸的客廳里，手持一把大蒲扇，身著跨欄背心和短褲，足穿拖鞋，無所拘束的和我們親切交談起來。在聽取了我們就這套文叢的設想及請求他支持的來意后，認為這套書的創意不錯，有可行性，并對我社出版的圖書，也多有了解。不僅愿與出版社合作，將他的學術隨筆——《清園夜讀》（增訂本）和《清園近思錄》交我社出版。還幫我們列出一批上海知名學者及長于學術隨筆撰寫的作者名單。果然，他通過不同方式的聯絡，以其德高望重的影響力、號召力，并在《文匯讀書周報》主編褚鈺泉等人的鼎力協助下，次日，便請來多位上海的一流學者，與我們濟濟一堂、交流晤談。當時參加聚談的有學識廣博、文采飛揚的散文隨筆大家黃裳；博古通今、談笑風聲的著名歷史學家唐振常；上海古籍出版社原總編輯、古典文學家錢伯城；中西貫通的著名人文學者王勉（鯤西），以及資深編輯、古典詩詞名家金性堯等學界前輩。經過溝通交流，與會的這些學界名流，大都愿為《學術隨筆文叢》提供稿件，特別是幽默風趣、學識博雜的金性堯先生于散會之后，當即拉著我和王磊的手到他家中，拿出他擬提供的著作樣稿，進一步詢問對書稿的要求，還風趣地說：你是總編輯就不用回去請示后拍板了吧。金老當場決定將書稿整理后交我們出版。

　　我和王磊同志從上海回京不久，果然接到金性堯先生寄來的書稿——《飲河錄》。此后，這本書在編輯出版過程中又引出一段佳話。作為大家名流，且是出版界前輩的金先生，在與我社此書責任編輯馮廣裕同志交往中，虛懷若谷，相互切磋，密切配合。他對廣裕同志逐一查證、核對出原稿中某些引文訛誤，不但認真糾正，還向責編致歉，并對這種編輯作風予以高度肯定。收到樣書后，他致信馮廣裕，認為他的編輯工作，“體現了大社的氣魄”。除金性堯先生外，不久，出版社又陸續收到黃裳先生的《妝臺雜記》、錢伯城先生的《泛舟集》、鯤西先生的《推窗集》、湯志鈞先生的《鱗爪集》等書稿。都收入到相繼出版的《學術隨筆文叢》。十多年后的今天，當年參加約稿聚會的有些先生，如唐振常、金性堯及深受敬仰的王元化等，都已先后遽歸道山，撫今追昔，回憶他們對《學術隨筆文叢》的支持，怎不使人扼腕長嘆，潸然淚下。特別是通過這次組稿結識的王元化先生。他交由社科出版社的兩部大著，我都擔當責任編輯，也因此與之有了更多的交往。后來，他在其《清園近思錄》“后記”中還特意提到：“近年來因出書的機緣，結識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的總編輯、清史專家王俊義先生。他是一位令人敬重的學者。我的上一本《清園夜讀》和現在即將出版的《清園近思錄》都經他親任責編，得到了他的許多幫助，在此謹致以衷心感謝。”這番親切的話語充分體現出一位前輩學者對我這個后生晚輩的厚愛和提掖，他的駕鶴西去，既是學術文化界不可彌補的損失，也使我失去一位可敬可愛的長者，內心的哀痛是不言而喻的，真可謂哲人其萎，典范長存。

　　我在出版社工作期間，看到、聽到和直接接觸到的學術界的大家名流對出版社支持的人和事還很多，他們都樂于將自己精心撰寫的論著交我社出版，如季羨林老先生就曾十分感慨地說：“在商品經濟大潮的沖擊下，出版界就剩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這塊綠洲了！”因此，他精心幫助我社組織編譯出版印度大型史詩、古經典名著——《摩訶婆羅多》。另外，有一次我和負責編輯《中國哲學大綱》的黃德志編審去拜訪作者張岱年老先生，請他能續簽合同并對合同條款提出意見。張老先生十分信賴地說：社科出版社的合同，我認為合理，沒任何意見，隨即拿筆就簽了字，足見張老對出版社的信任。任繼愈先生的多部大著，如《中國佛教史》等，也交由我社出版。不僅是像季羨林、張岱年、任繼愈這些學養深厚的老一輩學界大師，還有不少具有雄厚學術研究潛力的中青年學者，也都將自己的成名之作交我們社出版。如我們社持續出版的《中國社會科學博士論文文庫》的作者，已大都成為各學科、各領域的學術帶頭人，活躍在國內外學術舞臺上。

　　無論是德高望重的學界前輩，或是后來居上的學界新秀，都是學術出版社的擎天柱石。由于他們的支撐，才使得出版學術著作的神圣殿堂得以巍然矗立。

　　多年來學術文化界一直盛傳當年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先生的名言：“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乃有大師之謂也。”我想，如往前推二十年，以出版學術著作為特色的出版社，唯有社科社最為突出，而今在出版界競爭日益激烈的情況下，如百舸競流，許多大學出版社、教育出版社，在出版學術著作方面，也甚是突出。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隨著時代的發展和變化，伴隨經濟實力的增長，必要的辦公條件、辦公設施，需要不斷改善提高，然而真正能永久傳承的還是學術大師和學術名家的高質量、高水平的優秀學術著作。因而就出版社而論，也是“乃有大師之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