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李零“翻案”，再問什么是古典？

　　前不久,李零呼吁“重歸古典”,對比胡適、馮友蘭,且借術問學,質疑新儒,一下蹚出不小的問題(《讀書》2008年第3期)。 

　　李零不同意馮友蘭對儒的繼續獨尊,贊揚胡適從“經學”回歸“子學”,理由是這樣的回歸拓寬了視野和言路,解決了思想解放上的真正平等——是諸子之間的對等爭鳴,而非一圣獨大的眾生仰止。李批馮的原話是其一方面“開口閉口都是做圣人,應帝王”,另方面則“書越寫越大,路越走越窄”。這話既狠也準,點到了漢儒以來直到近世“國學”的要害:一心成圣,其圣也私。 

　　但回歸子學是否就回到了源頭? 
　　
　　長久以來,講國史,打通古今是個關鍵,但路有兩條。馮友蘭以孔子(諸子之一)為起點,而經學而理學而新儒學,走的是自上而下,或曰借古助今;李零從胡、馮之別說起,返經學再返子學,倡導重歸經典,追溯原創。二者相比,哪條路更通?不好說。有一點要注意:宋明以后,越過經學朝重返之路走的人雖然數量日減,影響卻不可低估。現代新文化運動把孔家“店”推倒,最大的震撼,是切斷了經典們賴以依存的“正”和“統”。其把眼光向進化論看,以往的積存都成了低等,而且越古越荒。依照此理,三代勝不過秦漢,諸子比不了新儒,往圣皆不如近童…… 

　　不過即便在彼時,西潮急涌、進化至上,仍不斷有與之較量的反向潮流。其中最甚者,便是以華夏為本,對國族始祖的集體追溯,以致營造。此潮流關注族脈,凝聚民心,無論章太炎、孫文、黃興還是陳天華、魯迅…,大大小小各式人物莫不卷入其中。其共同特點有一個,那就是:都越過孔子,直指軒轅。這股復興主義的潮流前仆后繼,官、學互補。 

　　這里僅舉錢穆為例。1944年,錢穆攜門人著《黃帝》。《黃帝》的重點,在于古今打通。按錢穆排序,軒轅是根和本,華夏文明由其奠基。孔子只是最突出的傳人。在孔之前,堪稱楷模的是周公。周公的經典作用在于“制禮作樂”。而所謂禮,即“文化的外形”,分實用的“術”和理想的“述”兩類。周為前,孔在后。所以周公的人格不在孔子之下。由此推論,從軒轅往下一脈傳承,孔子的意義,并非始創,而是對先王“道統”做最大“發揮”。錢穆也發揮,即通過說史,連接華夏數千年蔓延不斷的“基本精神”,以治近代以來的“幾天”之病。為此,因目標宏大崇高,欲使之實現,對于古史中那些“后人想象”或神奇傳說,最便利之法,當然是提綱摯領,統而用之。其中的統,多位一體,從學術(學統)到政治(治統、正統)乃至終極(道統),最后再加上從族脈(血統),里外上下,盡收網中。 

　　可見,當年馮與胡爭,出手就勝了一半。胡適講諸子,單槍匹馬,僅憑個人式自由;馮倡孔圣,人多勢眾,據著前呼后擁的政教一統。如今李零追溯古典,為胡翻案,最大困境,當不在學,亦不在術。何在?或許在“統”。自古以來,學之為經,成果為統。輸掉統,便失去學和術(這或許能解釋如今國勢崛起,國人開門辦學,為何在全球有那么多學院均以“孔子”美名,卻未見諸子當中有誰分享一二。內中功勞,既在至圣先師,在軒轅黃帝,更在一脈相承的大一統)。故李零比較胡、馮,舉了三個區別。其實漏掉一個,即面對此“統”,胡在外,馮在里。 

　　還有一個問題。李零“翻案”(這詞可能用得不好),揚胡抑馮,離經返子,但仍把《論語》留在古典之中,且列在其首,作為基本教材向世人推薦。《論語》能當此地位嗎?我倒看重秦暉最近的提示。他說“孔子之功非論語,紹述‘圣道’在六經”。孔子述而不作,意義不及周公,可以為“先師”而非“先圣”。《論語》的作用不能與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同日而語(《南方周末》2007.3.12)。這些皆不是時下發明,是宋明以前的老話。 

　　李零的意圖,是想用“古典”代替“經典”,也就是減弱“經”的制約。但既然講“典”,便仍有礙;以孔子打頭,“古”得也不夠;而以書為據,無疑擠縮了“回歸”視野。即便回到“六經”,其中的《詩》是唱的,《樂》是奏的,《易》和《禮》都是操作和實踐的(解釋性的“傳”只是使用說明,不能算),怎能只當書來念誦? 

　　話說開來,若以軒轅為古,即便依錢穆所述,初始時代，注意不是后來的“軸心時代”,堪稱文明創始的,除了黃帝,更有神農、蚩尤。盡管后人附會了有關黃帝“發明”的許多傳說，但炎、蚩強盛之時，軒轅族還在草地上游牧不定。同樣的傳說則記載神農善用火，蚩尤造兵器……均留下不少奠基之作。 

　　由此比照，什么是古典？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