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記文學》：為歷史存資料，替文學開新路

　　2008年初，《閑話臺大四十年》等四種裝幀素樸、開本適中的傳記圖書悄然現身內地圖書市場，封面上豎排繁體“傳記文學”字樣仿佛印鑒，很多內地歷史學者（尤其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學者）看到出自前北大校長蔣夢麟之手的這四字，自然會想到在內地、臺灣乃至世界范圍民國史研究界以權威、豐富、詳實的民國史資料聞名的臺 灣《傳記文學》雜志。由花生文庫策劃并在內地推出的“傳記文學叢書”（黃山書社出版）即源自這份雜志及相關圖書，截止目前該叢書已問世五種，8月還將有三種出版，內地歷史研究者及更多普通讀者可借此感受《傳記文學》的魅力。

　　這份由近現代史學者劉紹唐于1962年在臺灣創辦的雜志，45年來已出刊554期，加之其副產品——“傳記文學叢書”、“傳記文學叢刊”共250種，足夠擺滿一整書架，以其珍貴的史料價值與文化內涵被譽為“民國史長城”。歷史學家唐德剛在紀念《傳記文學》創刊二十周年的一篇文章中寫道：“沒有《傳記文學》，則治民國史者，光靠些‘官方資料’和少許雞零狗碎的私人著述，則將來的民國史又可寫出些什么東西來，這是不難想象的。”實為對這份雜志的價值中肯的評價。

　　據臺灣《傳記文學》雜志社成露茜社長介紹，上世紀60年代的臺灣帶給知識分子更大的表達空間，以“嚴肅的態度與輕松雋永的筆調”為寫作標準及“給史家作材料，給文學開生路”為主張自我期許的《傳記文學》那時誕生可謂水到渠成。

　　中國人少有寫自傳的傳統，成露茜認為，一是“為賢者所諱”，自己寫自己縱然忠實也怕有自炫之嫌，二是“為智者所諱”，寫自己難免要涉及同時代的人，易惹糾紛，“有了以上顧慮，許多人覺得不寫也罷，因此造成歷史上的許多空白。自己生前不肯寫，死后別人寫不像，這真是重大而無法彌補的損失”，《傳記文學》的出現對寫傳記、讀傳記、重視傳記無疑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辦一份持續不斷而作風正派的傳記文學刊物，來糾正若干不合時宜的觀念，推動與擴大傳記文學寫作的影響，這正是劉紹唐創辦《傳記文學》的初衷。創辦伊始，《傳記文學》遵循著“以輕松雋永之文學筆法寫嚴肅之真人真事”的選稿標準，可讀性與史料性的一致令其在臺灣不僅為歷史研究者所看重，也為眾多普通讀者所喜歡。陶希圣、梁實秋、趙元任、唐德剛、柏楊、余英時等作者從另一側面凸現該雜志的水準，保持每期雜志內容品質的同時，由此衍生的“傳記文學叢書”、“傳記文學叢刊”也在1964年問世，首本“叢書”為劉紹唐親自編寫的《什么是傳記文學》，首本“叢刊”則為王云五的《談往事》。

　　黃山書社版“傳記文學叢書”主編、花生文庫總經理王瑞智是2004年考慮引進出版《傳記文學》系列圖書的，他從一開始就覺得只做幾本難成規模，于是向成露茜表示，“希望通過叢書的形式在內地把《傳記文學》的理念反映出來，延伸這一圖書品牌在內地的影響”。“我就像跑馬圈地一樣，和《傳記文學》簽了將近50本書，還爭取到從《傳記文學》雜志中選編一些未曾結集出版的內容。”創刊至今，臺灣《傳記文學》雜志及其相關圖書種類繁多，內容龐雜，如何選擇，選擇什么就成為王瑞智他們最頭疼的問題，“選書的標準，一個是政治上的考慮，另一個是傳記涉及的人物是否為內地讀者所熟悉，文本是否好看。有些作者雖然內地讀者未必熟悉，但有必要了解，且書中內容很有趣，我們也會選擇，比如葉曙的《閑話臺大四十年》。”

　　由于某些原因，黃山書社版“傳記文學叢書”勢必要對臺灣《傳記文學》及其圖書的原有內容加以適度刪節，對此王瑞智表示，“書中內容的調整和刪節都會和成露茜溝通，已經出版的五本，內容刪節都不大，但會對讀者說明，如《問學諫往錄》的‘出版說明’中就提到這一點”。整本書引進之外，花生文庫方面還對《傳記文學》未結集部分精挑細選編輯成書，比如已經出版的《我與故宮五十年》就是王瑞智根據當年那志良在《傳記文學》上的連載內容編選而成，該書推出后深受內地讀者認可。花生文庫非常看重“傳記文學叢書”在內地的品牌積累，王瑞智不僅對選題內容嚴格把關，還邀請知名裝幀設計師翁涌為叢書量身定做風格獨具的“外衣”：純白封面，鮮紅“傳記文學”Logo，書名首字繁體圖案橫跨封面、書脊和封底。這些都是為了從內容到形式被更多內地讀者所熟識，進而促進這套叢書的口碑和市場反響。

　　《傳記文學》雖然保持著上佳的史料、學術品質，但畢竟有面向市場的商業性，思考“讀者想看什么樣的文章及文章的內容和表現”成為其題中應有之意。成露茜告訴記者，“有劇情張力的文章受編輯偏愛，而劇情張力在內容的呈現往往偏向文中人物的逸聞趣事、回憶感想及生活細節的豐富描述”。這些內容成為《傳記文學》的文本特色，令大量近現代中國史的學術文章以其為史料來源，也影響了《傳記文學》系列圖書的文化特色。“原本為讀者著想的商業考慮，不料意外成為重要的史料特色。”成露茜欣慰地表示。她特別回憶起自2000年任《傳記文學》社長以來所出圖書較為暢銷的有女作家孟瑤的《中國小說史》、沈醉的《戰犯改造所見聞》等，“另外，推出的兩本新書《躍登百老匯》與《留美雜憶》也讓‘傳記文學’展現出更多的出版活力。”記者從花生文庫了解到，《躍登百老匯》與《留美雜憶》也將由黃山書社于近期推出。

　　時過境遷，今天的時代背景與讀者需求較《傳記文學》初創時已有很大不同，王瑞智分析，當下臺灣和內地讀者對這類文本的態度并不相同，“兩岸的讀者情況有些時空置換的感覺，臺灣讀者現在對‘傳記文學’這樣的內容漸趨降溫，而內地讀者近年來對此的熱情反而溫度升高，這也是我們引進推出這些圖書的原因之一。”他認為，《傳記文學》現在面臨的難題不只是讀者群的換代，作者的日益減少也是個問題，“《傳記文學》的作者一大半都是當年從內地去臺灣的，其中很多都曾是政治、文化、學術界的名人，他們經歷豐富，文筆生動，但這些人陸續離世，他們的后代也大多移民國外”。成露茜并不否認這一點，“面對老讀者的期許、新讀者的需求，設定傳主的對象除了在傳統的黨政軍以外，增加文化、專業認識及為臺灣貢獻心力、留下紀錄的各式人等，對這部分歷史補白，將《傳記文學》數字在線化等，都是我們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