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與羅曼·羅蘭

　
羅曼·羅蘭寄贈傅雷的親筆簽名照片　　傅雷寄贈羅曼·羅蘭的照片，署名傅怒安

　　 一

　　傅雷翻譯羅曼·羅蘭，是從他閱讀并受其作品《貝多芬》影響開始的。傅雷四歲喪父，其母為撫養他成人，督教甚嚴。在其后來的自述中，他有“故我童年只見愁容，不聞笑聲”之句。在這種環境下，他的性格變得敏感而激烈。1927年自費赴法游學，很快就與西方浪漫派文學心律應和，閱讀了盧梭、夏多勃里昂、拉馬丁等作家的大量作品，并深受這些作品的感染。

　　傅雷的少年經歷及感染浪漫派文學，對他的情緒有極大影響，用他自己后來的話說：“神經亦復衰弱，不知如何遣此人生。”在游學期間，他先后到過瑞士、比利時、意大利、但“均未能平復狂躁之情緒。”

　　但是，傅雷的這種情緒很快就被羅曼·羅蘭轉移。留法不久，一個偶然的機會，傅雷讀到了羅曼·羅蘭寫的一本小書《貝多芬》，“讀罷不禁嚎啕大哭，如受神光燭照，頓獲新生之力，自此奇跡般突然振作。此實余性靈生活中之大事。”

　　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并非一本一般意義上的傳記。而是一部與前輩音樂家相互契合、交流、感染的非凡精神史。用作家在該書序言中所說：“……然后我又和他單獨相對，傾吐著我的衷曲，在多霧的萊因河畔，在那些潮濕而灰色的四月天，浸淫著他的苦難、他的勇氣、他的歡樂、他的悲哀，我跪著，由他用強有力的手攙扶起來……在他的祝福之下，我重又踏上巴黎的歸路，得到了鼓勵，和人生重新締了約，一路向神明唱著病愈者的感謝曲，那感謝曲便是這本小冊子。”

　　由此可見，這本小書的產生，是作家受到貝多芬精神影響的結果。羅曼·羅蘭當時的狀況，與此時的傅雷頗為相似，故此，傅雷便如“神光燭照”，感動得“不禁嚎啕大哭”了。

　　此時，傅雷便發愿要將《貝多芬》一書譯出。從他個人說：“療治我青年時世紀病的是貝多芬，扶植我在人生中的戰斗意志的是貝多芬，在我靈智的成長中給我大影響的是貝多芬，多少次的顛撲曾由他攙扶，多少的創傷曾由他撫慰……”由此他認為：除了把我所受的恩澤轉贈給比我年青的一代之外，我不知道還有什么方法可以償還我對貝多芬，和對他偉大的傳記家羅曼·羅蘭所負的債務。

二

　　1931年，傅雷便開始償還這筆所負精神“債務”——翻譯《貝多芬傳》。譯出之后，出版卻遇見了麻煩。因為在此之前，該書已有過北新書局版楊晦譯本、藝術界雜志刊徐蔚南譯本等數個版本。而且傅雷在翻譯界還是個未聞的新人，他的拘謹的譯筆也顯得頗不成熟，出版界當然不愿接受。傅雷當時十分失望，因為這畢竟是他的最初試譯，所譯又是自己所珍愛。但是，這次出版的失敗對年輕的譯者也許并非壞事。在近十年后傅雷重譯該書時，甚至有些感謝這件事了，因為他得以“把少年時代幼稚的翻譯習作一筆勾銷”。

　　這個初譯本完成后，傅雷一鼓作氣，又譯出了羅曼·羅蘭合稱為三大“名人傳”的另兩部——《彌蓋朗琪羅傳》和《托爾斯泰傳》。這三位偉大天才，在羅曼·羅蘭心中，是“英雄”人物。而這英雄，并非以思想或強力稱雄，只不過是“人類的忠仆”，只因為具有偉大的品格。羅曼·羅蘭寫出他們，是想在當時的境況中，號召“英雄”們汲取前輩“英雄”的勇力，結成一支共同奮斗的隊伍。傅雷翻譯出他們，更因為：“現在陰霾遮蔽了整個天空，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堅忍、奮斗。敢于向神明挑戰的大勇主義。”（《貝多芬傳》1942年譯者序）

　　三部“名人傳”譯出，傅雷對著作內容及文采領會當然更為深入，對作者——羅曼·羅蘭，當然更為仰慕。1934年3月3日，傅雷懷著對精神導師的無比尊崇，向羅曼·羅蘭致奉一函：

　　“大師座右：

　　尊作‘名人傳’三冊，現已譯竣，祈允予付梓出版……

　　先生關于三大天才之著作，已哺育萬千青年，諒各現行語言早有譯本，中譯已落后手。個中原因，容弟子追述一二，俾先生知愚以何等感恩之情勉力從事哉。”

　　接下，傅雷對當初讀到《貝多芬傳》時的情形進行了描述，認為“此實余性靈生活中之大事。”“鑒于此番經歷，愚曾發愿欲譯此三傳，期對陷于苦悶中之年輕朋友有所助益，以此等青年在吾國亦為數不少耳。”

　　傅雷對中國人的精神歷程進行了一番追述，認為古時不藉宗教，遵循孔子之說，而能“安于平靜、勤儉，歡愉之生活，知足常樂。受老子之影響，賢人智士大率灑脫高蹈，超塵出世。”這在傅雷看去，是“黃金時代”。

　　可這“黃金時代”已成往昔，這不能不使身在其中的傅雷擔憂。“歐風東漸，時事遂多變化。今日之民鼠，既不能效法舉奉孔老之先輩，于危險之激情預加防范，亦不能如歐洲狂熱之基督徒，一旦擺脫羈絆，還我以更偉大、更完善、更純潔之面目。顧精神失衡由是失卻，非溺于激情而懵懵懂懂，即陷于麻痹而無所作為。”

　　在這樣的時候，貝多芬、彌蓋朗琪羅等“天才英雄”的不可搖撼的堅強意志和非凡勇氣，當然對“我輩”有“莫大啟發。”這當然也是傅雷翻譯這幾部“英雄傳”的重要理由。

　　談及托爾斯泰，傅雷根據自己所感所聞做了較多地發揮：“若托爾斯泰，其不抵抗主義又宜于我輩深長思之。”托爾斯泰曾與我國著名學者辜鴻銘有過書翰往來，這封信，在傅雷看來，也表達了“勿以惡抗惡”的不抵抗主義。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不久，西方世界許多人士都對西方文化進行了深長思考，認為它的弊端在這場大戰中表露無遺。由此，遠距離，未深入地體察領會，也使當時一些西方人士對東方文化產生了特別的關注和向往。這些，傅雷也以為是中國人逆來順受不抵抗主義造成的結果之一。

　　1931年5月，傅雷在羅馬結識了一位早年曾任駐東京武官的意大利將軍。他將這位將軍的一番言論告訴了羅曼·羅蘭，以表達自己所領會其所著《托爾斯泰傳》的主旨。這位將軍與當時許多西方人士的觀念相似，認為：現代西方文明已走入崎嶇危途，長此下去一定會發生變化。中國在此時向西方文明學習，根本沒有必要。

　　這位意大利將軍對傅雷談及自己1908年的遠東之行，認為中國人是最勤勞、淡泊，最平和的民族，而且身體耐力也比其他民族要強，加上飲食有節，消費少而出產多；在他的眼里，中國人性格上還有一個特點，就是被人欺負，不管在國內還是國外，也“從不抵抗”，可最后仍能獲得勝利。這些特點，使“中國人不能，也不必有組織，‘無組織’更勝于‘有組織’”。甚至中國無需發展工業，步近代文明的后塵。這樣一來，體魄和道德方面可以保持本色，自然可以擺脫困厄。因為不抵抗的效果，更勝過訴諸暴力。

　　傅雷將這一番話再向羅曼·羅蘭轉述，是認為《托爾斯泰傳》一書，表述的思想與這番言論相類似（這一點后來羅曼·羅蘭予以了指正）。在這封信的最后，傅雷希望羅曼·羅蘭能夠回函，并請求能將回函作為序言刊登在自己的譯著前面。這一點，后來也得到滿足。

三

　　當時羅曼·羅蘭正在瑞士沃德州的奧爾迦別墅居住，收到傅雷的信后，他在當年六月卅日作了回復。除去對名人三傳翻譯表示高興外，對“英雄”二字還作了進一步解說：

　　三月三日賜書，收到甚遲。足下移譯拙著《貝多芬》、《彌蓋朗琪羅》、《托爾斯泰》三傳，并有意以漢譯付刊，聞之不勝欣慰。

　　……

　　夫吾人所處之時代乃一切民眾遭受磨煉與戰斗之時代也；為驕傲為榮譽而成為偉大，未足也；必當為公眾服務而成為偉大。最偉大之領袖必為一民族乃至全人類之忠仆。昔之孫逸仙、列寧、今之甘地，皆是也。

　　由此可見，羅曼·羅蘭在此時，已將以強力稱威從自己“英雄”概念中排開，而把“為公眾服務”，“全人類忠仆”的孫中山，列寧，甘地等奉為“英雄”，這就使此概念包含有崇高的社會意義和深刻的人道觀念。由此也可以看出，此時的羅曼·羅蘭，思想與先前寫“名人傳”時增加了實踐人道觀念的社會內容。

　　對于傅雷信中對“不抵抗主義”的表述，羅曼·羅蘭作了一番指正。他首先認為，這個問題“所設太廣太繁，非短簡可盡”，但他在對印度著名的甘地的不抵抗主義行為進行論述后，明晰地說：“余將首先聲明，余實不喜此‘無抵抗’之名，以其暗示屈服之觀念，決不能表白英雄的與劇烈的行動性，如甘地運動所已實現者。唯一適合之名辭，當為‘非武力的拒絕’。”

　　羅曼·羅蘭的《托爾斯泰傳》最早成書于1913年。此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尚未爆發，西方世界有關文明的認識問題，尚未進行深度反思。在二十多年后，羅曼·羅蘭顯然對此問題有了新的心得：“蓋吾人對于國家或黨派實行強暴時之殘忍，決不能作何幸想。吾人不能依恃彼等之憐憫，亦不能幸圖彼等攻擊一無抵抗之敵人時或有內疚。”

　　基于此，羅曼·羅蘭意識到，不抵抗主義這樣的事，“寧勿輕于嘗試！否則即不殞滅，亦將因恐懼而有中途背叛之日。”可以說基本否定了這種思想和做法。雖然他在信末以理想主義的信念說：不論其是否使用武力，人類必將向統一之途邁進！

　　羅曼·羅蘭的原信，傅雷將其影印制版，置于1935年3月出版的中譯本《托爾斯泰傳》卷首。傅雷還將此信翻譯出來，附加了一個《論無抵抗主義》的標題，作為代序刊在這冊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著作前面。

　　接到羅曼·羅蘭信不久，傅雷有一朋友準備赴歐洲，因當時向國外寄信頗不方便，傅雷匆匆趕寫一函，托請朋友到歐洲后寄出。這就是傅雷寄給羅曼·羅蘭的第二封信：

　　大師座右：

　　六月三十日賜書奉悉，不勝感激。尊作“名人三傳”，譯稿已為商務印書館接受，該館系我國最大之出版社，惜乎書待明年方能印就。鄙人已將大札譯成中文，同時亦已復制所贈照片冠于《托爾斯泰傳》卷首；特此再致謝意。

　　在這封信中，傅雷提到自己還想翻譯羅曼·羅蘭《昔日音樂家》和《今日音樂家》兩部著作，因為“真正之中國音樂尚不存在，或說已不存在，故尤應介紹歐洲音樂，以音樂家之人格更重于音樂也。”查傅雷譯作，并沒有這兩部著作，可知后來大約沒有譯出。

　　在思想上，傅雷也同意羅曼·羅蘭認為在混亂之時，“潔身自好之士惟有隱遁于深邃之思想境域中”之看法，表示自己“惟期隱遁于精神境域中耳。”

　　這封信寫于1934年8月20日，由赴歐洲的友人攜帶，在9月21日由法國馬賽港寄發。在這封信中，傅雷附了自己一幀照片。照片背后，有“謹致深切的敬意，傅怒安。一九三四年八月”字樣；羅曼·羅蘭在邊上注明：“傅怒安，‘三名人傳’之中譯者。”四

　　傅雷譯出的“名人三傳”，是分別出版的。其中《貝多芬傳》雖譯出較早，但寄給商務印書館被退回后，他便先擱置了下來。《托爾斯泰傳》1935年3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序言以作者羅曼·羅蘭致譯者書替代；《彌蓋朗琪羅傳》1935年8月排印。傅雷本人極看重的《貝多芬傳》，十多年后又重新譯過，由上海駱駝書店排印。前后十數年，譯者是花費了極多心血的。

　　當然，如讀者所知，羅曼·羅蘭的作品，傅雷并不僅僅翻譯了“三名人傳”，使這位法國大師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巨著《約翰·克利斯朵夫》，在中國先后有數人翻譯過，但傅雷翻譯，最初由商務印書館，后來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仍是在中國最具影響力的譯本。值得注意的是，該書第一卷，是1937年出版的，這時距“名人三傳”初譯初版，不過一兩年，由此可見，在翻譯羅曼·羅蘭作品方面，傅雷當時下了極大功夫，用去了他剛從歐洲返回不久的大量時間和充沛的精力。這是至今應當感激的。

　　傅雷與這位法國著名作家的交往情形，人們最初所知，只是羅曼·羅蘭給傅雷寫過信。因為這在當時就由傅雷譯出，置放在《托爾斯泰傳》譯本前面。而傅雷致羅曼·羅蘭的信，半個世紀來并不為人知。

　　1982年，已經八十八歲高齡的羅曼·羅蘭夫人，將一批丈夫與中國人通信的資料寄給中國翻譯家、學者戈寶權先生。在這些資料中，尋找出了傅雷的第二封信函。這封信經社會科學院外文所法國文學學者羅新璋先生譯出，最初引述發表在戈寶權先生的文章中。后來，傅雷的第一封信也被尋出，仍由羅新璋先生譯出。這兩封信的譯筆，羅先生追摹當時傅雷翻譯羅曼·羅蘭信的韻調，凝煉而古奧，兩相對照，頗有意趣。

　　傅雷與羅曼·羅蘭的交往，是中西文化交流中頗有意義的事。羅曼·羅蘭的作品，在中國產生廣泛影響，譯者傅雷功不可沒。而他們間的交往，也反映出中西文化交流中必然地呼喚及應合，困惑或認知。這在異質文化交流中必然會碰到，記述出來，或許會對我們今天不同文化背景間的交流有所助益，這是值得認真體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