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建筑風尚“變臉”的背后

　　最近，我國有一些重要的頂級公共建筑物相繼落成。除了上海、廣州等地有幾座外，最多也最顯赫的集中在首都北京，它們是國家大劇院、國家體育場（鳥巢）、國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中央電視臺新樓、奧運數字大樓等。

　　這批新建筑的形象十分突出，非常耀眼，它們與人們已知的一些建筑物大不一樣。屋頂不像屋頂，墻不像墻，柱不像柱，梁不像梁；國家大劇院像巨蛋，國家體育場如鳥巢，游泳中心墻薄如蟬翼，央視大樓歪七扭八，呲牙裂嘴，路人駭目驚心，人謔稱之為“大褲衩”。

　　上世紀50年代北京十大建筑的風格可用“莊重”二字來概括，眼下出現的新標志性建筑的共同特點是“新奇”——新穎和奇特。其中,央視新樓不僅新、奇，而且怪，謂為中國五十年目睹之“怪建筑”之首，當不為過。

　　與五十年前的十大建筑相比，新建筑仿佛來了個“變臉”，呈現出十足另類的面貌。

　　這些新建筑主要用于演藝、傳媒和體育活動，功能和身份與五十年前的北京十大建筑（人民大會堂、北京火車站等）不同。不過，使用功能并非導致這種建筑風格的原因。世界上形象莊重典雅的劇院和體育場館多得很，我們這批新建筑為什么具有現在那種模樣呢？

　　是“文化侵略”嗎

　　近些年，外國建筑師拿到我國一些大型建筑的設計任務，這些北京新建筑的設計方案有的就出自外國建筑師之手,這種情況引起一些人的不滿，他們認為建筑發生“變異”，毛病就出在這里。

　　一位建筑師對國家大劇院、“鳥巢”和央視新樓的建筑設計嚴加批判，說它們是外國建筑師“把中國當成新武器試驗場的妖魔鬼怪建筑物”。

　　《北京青年報》曾有文章說：外國建筑師“將他們的價值與文化觀念強加于我們”，“其結果是，慢慢地我們用外來的觀念來觀賞建筑，用外來的思維方式來思考建筑”。作者認為這是“文化殖民主義”。

　　名為《CBD　TIMES》的中文雜志于2005年刊登文章，大字標題是《外國建筑設計師強勢入境——狼來了，羊該怎么辦？》下方是群狼奔突的彩照，十分搶眼。文章作者將外國建筑師比作狼，其勢洶洶；把中國建筑師比成羊，可憐兮兮——打悲情牌，流露出不正常的弱國文化心態。

　　建造在城市公共空間中的公共建筑物，帶有公共藝術品的性質，人們對其提出意見和批評是正常、正當而且有益的事。蘿卜白菜，各有所愛，人人可以對那些建筑物提出不同的看法，贊賞或厭惡各隨其便。上引那些見解是對新建筑風格出現原因的一種解讀，認為是外國建筑師“侵入”的結果。這種看法包含正確的成分，即指出事情有外來因素、外來影響。事實確實如此，但是，至于上什么綱，上什么線，可以另議。

　　我以為，不應把到中國來做建筑設計的外國建筑師看成狼。一、他們是技術和藝術知識分子；二、他們來此并非要戕害中國人；三、他們是應我們的召喚而來的，并非強入我境。

　　是不是文化侵略？也不能這樣看。悉尼歌劇院是丹麥建筑師設計的；澳大利亞首都的議會大廈是美國建筑師的作品；巴黎盧浮宮博物館的擴建是美籍華人建筑師設計的；為紀念法國大革命200周年而建的巴黎臺方斯大拱門，又是丹麥建筑師的作品；柏林的德國議會大廈的改建是英國人完成的，等等。能說這些文化交流是文化侵略嗎？

　　發表《文明的沖突》的美國學者亨廷頓，著文指出非西方文明在全球化進程中，可以接受西方的物質和技術層面的東西，但這絕不會改變非西方社會的文化根性。他注意到一個事實，就是現代化的進程，并沒有使非西方國家西方化，而是相反，經濟和政治上的強大，反而助長了民族自信。他寫道：“喝可口可樂并不能使俄國人以美國人的思維方式考慮問題，正像吃壽司不會使美國人以日本人的思維方式考慮問題一樣。在整個人類歷史上，流行的風尚和物質商品從一國傳到另一國，但從未使接受這些東西的社會的基本文化發生多大的變化。那種以為通俗文化的商品的傳播表明西方文明取得了勝利的看法低估了其他文化的力量，同時也把西方文化淺薄化了。”　　　　　（轉引自周憲.中國當代審美文化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大眾文化崛起的影響

　　房屋建筑是復雜過程的綜合產物。建筑風尚的轉變，與近30年來我國經濟體制的轉變、物質條件的改善及人文狀況變化都有直接的關系。物質條件的改善對建筑活動的影響直接又明顯，其中最重大的，一是財富的增多，二是工業化水平的提升。在人文方面，變化同樣廣泛而深刻，對建筑風尚有直接影響的是人的觀念的改變，而觀念的改變與新的大眾文化的興起相關。

　　改革開放之前，很長時期中，中國的一切都是政治掛帥，文化即意識形態，即政治，文化是一元的。改革開放以后，主導文化、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三足鼎立，差別凸顯。不過，現在學界所稱的大眾文化的“大眾”，不是過去意義上的民眾或群眾，主要是正在崛起的中產階層。

　　大眾文化迅速膨脹，成了強勢文化，精英文化的影響力式微。精英文化重視理性，本質上是啟蒙的、智性的。新的大眾文化訴諸人的感官和直覺，消解理性，消解意義，是一種不求深度的文化。現今，流行和時尚成了多數人審美觀念和審美價值的準則。

　　大眾文化的興盛意味著生活與藝術的邊界日趨模糊，既有藝術生活化，也有生活藝術化。致使人們的日常生活有了更多的藝術色彩、文學意味和審美情趣，雖然缺乏深度，卻含有文化普及和文化民主的因素，并有推動形式創新的作用。這種情形自然影響人們的建筑審美觀念。

　　總的說來，新的大眾文化是開放的、多元的和朝向未來的。現代化和新大眾文化的興盛，推動建筑設計脫離50年前的軌道，中國建筑終于從老的“巴黎美術學院”路線轉到以20世紀德國“包豪斯”為代表的方向上來了。

　　中國的建筑創作向現代主義轉變，比西歐、北美晚了六、七十年，臨到我們轉向的時候，西方又有了后現代主義建筑。

　　20世紀后期，西方出現后現代主義思潮，后現代主義思想家強調差異性、多元性，反對總體性、同一性，認為統一性背后是強制與獨斷。后現代主義美學推崇自由放任、破碎、無中心，將美與丑等量齊觀，取消藝術與非藝術的界線。上世紀60年代，法國哲學家德里達推出解構主義哲學，否定意義的確定性，為消解現有的價值準則提供了理論基礎。

　　后現代主義與解構哲學一出現，西方建筑界迅即有了回應。

　　1988年，紐約大都會美術館舉辦“解構建筑展”。展示的那些建筑，形體散亂殘缺，呈現錯位、翻轉、失重、失穩的形象、看起來好像即將傾倒、即將墮落，故意給人不安定的感覺。觀眾留言說“它們像是在搬運途中損壞的東西”，“像是觀看出事火車的殘骸”。

　　這并非個別的、偶見的現象，反之，是一種時興的建筑藝術潮流。當前走紅的美國建筑師蓋里（Frank Gehry，1929-）的建筑作品以形象奇異、飄動、狂放為特點，達到恣肆無忌的地步。蓋里因此受到追捧，他的事務所門庭若市，大款大腕請他做設計都得排隊。眼下世界許多位著名建筑師大都走著類似的創作路徑。

　　中國建筑走上理性的現代主義之路不久，非理性的后現代建筑接踵而至，臨門一腳，射進一球：央視新樓是也。

　　激烈爭議沒什么大不了的

　　北京這批新建筑是在互相交錯的力量作用下產生的。

　　五十年前北京十大建筑的設計在國家領導人督導下進行。專家匯報，上級審查，領導發話，很快定案，未見有什么大的歧見和爭論。

　　五十年后的今天，情形不同了，每座建筑都引起激烈爭議。國家大劇院經過四輪設計競賽，好不容易在1999年定下現行的方案，但開工不久，49位院士和108位建筑師上書反對，以至停工，歷經磨難，才于2007年底落成。

　　對央視新樓的看法更是非常對立。現行方案中標的消息傳出后，有人說它“違背科學規律”，是“建筑的‘藝術’騙局”，還有人稱它是個“兇神惡煞的建筑物”。一位教授著文批判，題目是：《“應當絞死建筑師？”——央視新樓中標方案質疑》。待到新樓動工，教授很痛苦：“聽到這個消息，我非常難受，有一種幻滅感！對這個國家失去了信仰。”而一位藝術評論家卻大聲叫好，他說“央視新樓造型十分完美”。當聽到該項目可能擱淺的傳聞，他悲哀了：“我從來沒有那么悲哀過。”新樓開工，他轉悲為喜。

　　三百七十多年前，法國哲學家笛卡爾以花壇布置為例寫道：“同一件事物可以使這批人高興得要跳舞，卻使另一批人傷心得想流淚。”（1630年2月25日答麥爾生神父信）如今，北京那幾座大型建筑物引出了類似的情景：一批人高興，另一批人不悅。對一座建筑意見之分歧，評價之懸殊，爭論之激烈，情緒之激昂，令人嘆為觀止。在現代社會，一件事引發不同看法乃至爭得不可開交，沒什么大不了的。民主社會，言論自由，倘不如此，反而不正常。

　　建筑問題需要綜合考慮。有專家將“鳥巢”與別的一些體育建筑比較，批評用鋼量太多。比較研究是有益的，但對該體育場作結論還得考慮其他的要求與因素。如果單抓節省材料這一面，世界上許多建筑杰作，諸如雅典帕德農神廟、印度泰姬陵、北京天壇、悉尼歌劇院，怕都出現不了啦。

　　作為歷史上第一次在我國舉辦的奧運盛會主場館，人們要求它除了能滿足嚴格的使用要求外，還應是一個宏偉、有較高審美價值、有獨特意匠，能給全世界留下深刻印象的奧運場館。“鳥巢”上的一些鋼構件，如許多著名建筑物上的雕飾和大柱子一樣，多余，但增添了藝術表現力，有無用之用。

　　“鳥巢”才峻工，市場上就發售用各種材料（包括貴金屬）制作的這個體育建筑的小模型，人們將它作為紀念品和擺件加以收藏。看來，這個造型極具特色的體育建筑，獲得了許多人的認可和贊賞。　　

聲音　　

　　梅德隆（“鳥巢”設計者之一）：這個設計有三方面的概念，一是它是當代的、中國的建筑；二是它與中國文化有著相當的聯系；三是它在技術上是可靠的。這個體育場是為21世紀設計的，而不是為上世紀90年代設計的。上世紀90年代的設計表現的是技術，但是我們在新的世紀，除了要表現技術之外，還要反映當代的人文問題。……這不是一個紀念碑，它是為人而設計的。……看臺的設計使觀眾獲得很好的視野，運動員也擁有很好的比賽場地。當看臺坐滿觀眾的時候，人群就自然地成為了建筑的一部分。一個好的體育場是建立在觀眾能夠與運動員保持良好互動關系的基礎上的。這個體育場對運動員來說應該是最好的，這里必將誕生世界上最好的運動成績。

　　安德魯（國家大劇院設計者）：要保護一種文化，就應發展它，使它有生命力。發展它就會冒險，就會處于危險境地，但不能因此而放棄發展。如不想冒險，我們就呆在平地上好了，但要看到更美的風景，就得去爬山去。當然這要在安全的情況下進行。我想指出兩點：一是這個設計體現的不是喪失理智、瘋狂的想法，而是理性的設計。第二，人們對生活充滿信心，就不在乎在生活中冒一點險。但我不是在完全抹殺中國傳統，我希望20年后，這個劇院會被稱為中國的建筑。

　　庫哈斯（CCTV大樓設計者）：北京不像悉尼與畢爾巴鄂，它更像羅馬、巴黎，它也有悠久的歷史，并且在今天還能夠看到。……如果CCTV大樓會成為一個地標，那它也只是北京的100個地標中的一個。……把CCTV大樓與悉尼歌劇院類比，可能產生無意的誤導。50年前悉尼歌劇院方案出來后，全世界一片歡呼，認為新的可能與商業機會到來了。而現在，建筑師的生存環境是險惡的，留給你的空間已經越來越狹窄，你已很難表達自己的價值，而更多的是在替業主說話。如果在今天，誰敢提出悉尼歌劇院那樣的方案，它壓根就不會被接受。

　　（摘自王軍《采訪本上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