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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語別裁》

    正文·八佾第三

      禮樂衣冠

      首先,我們對本篇篇名作個簡單的解釋:八佾——“佾”與“儀”同音,如今在孔廟中拿羽毛,在祭孔典禮中所舞蹈的叫八佾之舞。用現代的名稱,可說它是“文化舞”,代表古代文化的一種舞蹈。當時中央政府是周天子,天子舉行國家大典,代表國家的精神,用作余興的舞蹈,典禮開始的禮樂。八佾是八個人一排,共有八排;諸侯之邦,六人一排叫六佾。諸侯之下的大夫——大臣之家,用四人一排,共四排,叫四佾。這是固定的形式,周朝的禮樂、衣冠、文物等,都有周詳規定。

      那么,孔子為什么在這一篇里教起跳舞來了呢?不是的。這篇書的全部重心,以現代用語說,是代表了文化精神。他的內容講“禮”。禮的根本,也就是孔子一生做學問之所在。只是因為當時寫文章的習慣,而用了《八佾》這個名稱做篇名。

      “禮”是中國文化中最重要的一環,所以我們要了解中國文化,五經中《禮》這部書是不能不研究的,尤其因為它偏向于中國哲學思想的根本,同時包括形而上宗教哲學的問題。但本篇是以過去的觀念而言,當然,我們現在講的“文化”這個名詞,與過去的觀念不同。過去的觀念,文化偏重于人文——人倫的道理,即是倫理的道德,政治的倫理與社會的倫理。現在“文化”這個名詞的含義,包括了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教育、哲學、宗教等等歸納起來,成為文化的總體。因此,對于“文化”為一名詞,古今定義的不同,為了講書的方便,應該先有一個認識。我們說《八佾》這一篇全篇的精神在于文化,是切合古代所謂“文化”的定義而言的。

      第一篇《學而》,是個人求學的宗旨;第二篇《為政》,也就是為學的外用;第三篇是把個人的內圣為學,乃至于外用的為政,綜合起來的文化精神,放在《八佾》篇中,這是從一個故事開始的。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季氏即季家,當孔子時代,魯國有三家權臣,即所謂權門,而且不是普通的權門,是可以動搖政權的權門。這三大家是孟孫、仲孫、季孫,國君都拿他們沒辦法,整個政權都操在他們手上,魯國當時的國君就那么可憐。

      季氏這位權臣,有一天高興起來,在家里開家庭舞會,結果,玩出天子的味道來了。照規定他只能欣賞四人一排的舞蹈,他居然擺出八人一排的舞,完全天子的味道,要與中央抗衡,已經不把朝廷放在眼里。有人把這事告訴孔子,孔子就說“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照后世學者們的解釋,好像孔老夫子聽了這件事,大發脾氣,握著拳頭,敲響了桌子,厲聲斥責道:假如這件事我們都能忍耐下去,容許他去干,那么還有什么事情不能容忍他季某去做呢?事實上,并不是后儒們所解釋的這樣,假如真是后儒所解釋的一樣,那么《學而》篇當中:“溫、良、恭、儉、讓”形容孔子的五個字里的“溫”字,要用紅筆打×了,孔子的修養就不行了。

      很簡單,《為政》篇不是剛說過孔子能不能先知的問題嗎?其實孔子早已看出季氏的動向,所以有人告訴他季氏八佾舞于庭,在家里擺天子的排場時,孔子就說,這要注意!季家的野心不小,像這樣的事情,季家都忍心做了,還有什么事情他不忍心去做呢?叛變、造反,他都會干的。孔子就以這件事斷定,季氏將來什么事都做得出來,所以“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是說季氏竟然忍心做這些事。并不是孔子在那里發脾氣罵人,這些很明顯的文字,不必要故意轉個彎來把它亂解釋。

      不但如此,那時社會變亂得很厲害,正如現在所講的文化墮落。現在再看: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哪三家呢?就是這季氏三家權臣,他們不但眼里沒有頂頭上司的魯君,連中央的周天子,他們也不放在眼里,結果不但在家里開舞會,擺出八佾之舞,還在家里宴客完了撤席時,奏起天子所用的國樂來。“徹”就是撤宴撤席,“雍”就是天子所用的國樂。他們三家權門,竟在家里奏天子所用的音樂于宴席之中。所以孔子引用古代的詩說:“相維辟公,天子穆穆。”他的意思是說,在中央政府天子奏“雍”

      這支國樂的時候,天子站在中央,辟公(即當時的諸侯)站在兩邊擁護著天子,然后天子從中間走過。因為天子本身代表國家的精神,所以態度也非常莊嚴,絕不會左右亂看。而現在這三家權臣,拿了中央天子用的這種莊嚴的國樂到家里開舞會,真不知道他們用意何在?換句話說,一個時代的社會風氣開始變壞,是由有權勢的人所引導的。所以孔子非常感傷,接著感嘆起來。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仁是孔子學問的中心,下面第四篇就專講仁,這里暫時不去討論他。上面幾句話的意思說,一個人沒有中心思想,“如禮何?”文化對他有什么用?文化是靠每一個人自覺自發,自省自悟的;文化不是法律,不能由他人來管的。所以“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一個人如果自己不省悟,文化與藝術對他有什么用呢?這是孔子的感嘆。

      由于孔子對“禮”、“樂”的感嘆,再轉到: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林放這個人問孔子,禮的根本是什么?這個問題太大了,我們講過的,中國文化這個“禮”字,如果談到根本,是哲學最高的問題,也是宗教哲學最高的問題。

      宇宙萬有怎樣來的?哪一天開始的?這個本體論,也就是禮的根本所在。所以林放問禮的根本是什么,孔子說,他這個問題太大了。孔子不跟他談哲學,不談文化的精神,只答復他關于禮儀的問題。孔子說禮儀的過分鋪張就不合理,寧可簡單隆重。

      辦喪事太輕率了也不好,寧可取悲戚的態度。拿我們現在的情形來看,假如孔子現在還活著,處在我們這個社會中,他不知要感慨到什么程度。現在我們的禮恰恰與孔子講的相反,禮不從簡而從奢,越奢侈越有排場,喪事不從悲而從易,家人逝世了,送殯儀館,火葬過后三天,又在家開舞會孔子當時對文化衰敗非常感嘆,因此他的結論: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過去所謂夷狄,就是文化落后的邊疆地區,孔子的思想是以文化為中心,凡沒有文化的,稱為夷狄,因為東夷、西戎、南蠻、北狄這四種族在當時是沒有文化,非常野蠻。中國則稱中夏、中原,是有文化的。孔子說那些蠻族落后地區的人,也有頭子,有君主、酋長。但光有形態,沒有文化,有什么用,不如夏朝、殷商,雖然國家亡了,但歷史上的精神,永垂萬古,因為它有文化。

      所以我們知道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國家不怕亡國,亡了國還有辦法復國,如果文化亡了,則從此永不翻身。試看古今中外的歷史,文化亡了的民族而能翻身的,史無前例。所以對于文化重建的工作,我們這一代的責任太重大了,絕不能讓它在我們這一代的手中斷送掉。這是很重要的,像孔子在這里說:“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夏朝雖然亡了,成了歷史的名詞,但夏朝的文化,一直流傳下來,現在我們也還接受。譬如過年,我們喜歡過陽歷年還是陰歷年呢?憑心而論,還是喜歡過農歷年。對陽歷年,那是不得不過的。陰歷年就是夏歷,是夏朝留下來的文化。很多很多我們現在的文化,還是夏朝的文化。所以孔子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有政權的存在而沒有文化的精神,那有什么用呢?因此文化精神一定要建立。

      泰山之旅

      再看下面,季氏的野心越來越明顯了:

      季氏旅于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

      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這段事情,記載得這么簡單,但妙不可言。

      冉有是孔子的學生,后來成了文人而帶兵的統帥。孔子窮是自己窮,他所教的學生,后來很多都很得志,他培養這批年輕人,在教育上大有成就。冉有這時在季家為相,等于總管。

      季氏旅于泰山,“旅”依現在解釋,就是旅行。我們現代看來,是蠻好的事情,發展觀光事業,有什么不好?孔子為什么要反對呢?我們讀書要注意時空關系,要注意當時的時代和事件發生的地區,這樣就會更了解真相了。泰山是當時文化精神的集中點,也是因為中國古代相信天道,國家政治太平了,上泰山去祭告天地,這叫“封禪”,像后來秦始皇去泰山封禪,立了碑,回來在路上病死了。古代對“封禪”這件事,迷信得不得了,皇帝不敢隨便封禪的,封禪以后幾乎都倒楣。古代的觀念,認為泰山有神,所以要國家的領袖,才能到泰山去祭告天地。告就是禱告,而季家旅于泰山,帶些部隊說要去泰山打獵,但這是假的,實際上他是想造反,到泰山去祈禱神的保佑,這個政治內幕,孔子根據觀察,當然知道。所以把他的學生冉有叫來,對他說:“女弗能救與?”——你不能救他們季家嗎?他們這樣一定失敗的,一失敗全家性命喪亡。他怎么可以做這樣狂妄的事!冉有的答復是不能救,因為冉有講的話,他們也不聽,所以冉有做不到。孔子到這時候嘆口氣說:“嗚呼!

      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他說難道泰山就不如林放嗎?這句話是什么意思呢?因為上面講了,林放問禮之本,表示林放這個人,還知道講究禮的根本。又為什么說泰山不如林放呢?因古代認為泰山有神,所謂“東岳之神”,季氏想去祭東岳之神,等于現在的拜拜。我對任何宗教的感情是一樣的,但我們看見拜拜的情形:三支香、五塊錢香蕉、十塊錢餅、磕了幾個頭,然后要求發財,公公要活到八十歲,兒子要考上大學,功名富貴,前途無量。一切都求完了,五塊錢香蕉還要帶回去,這樣小的代價,求那么大的報酬。神如果有靈,這種神叫我做,我就不愿干。兩家人有了仇恨,也去拜拜菩薩,求上帝要整倒對方,雙方都同樣要求,到底要整倒哪一方,我也不知道,所以神也難當。

      季家也和一般人一樣,他想造反,到泰山去拜神。所以如果有神的話,難道還不如林放嗎?林放是個普通的人,他都知道問禮,一個神——中國人講神是怎樣做的呢?“聰明正直,死而為神。”這八個字是神的資格,任何一個人,凡是聰明正直的人,都可以修到死而為神。既然東岳之神是聰明正直,季家去拜他,拍拍馬屁,他怎會幫忙季家呢?難道那個泰山之神,還不如林放這個人嗎?以上這一節就是這個道理。

      有許多人把權力把前途訴諸迷信,寄托在狹義的宗教上。我們以人文文化為基礎,不管上帝也好,菩薩也好,神也好,如果因為肯拜拜他,他就會保佑,不信他,就不管——果真是如此,第一個我就不敢信他,因為他太偏私,又太意氣用事了,反不如一個普通人。如果不分善惡,有求必應,那作人很容易,我盡管做壞事,天天去拜他,或做了壞事再去懺悔就可以了,這豈是神的意旨?

      志在春秋

      季氏旅于泰山這一段,是表示春秋時代社會風氣之亂。亂在什么地方?亂在春秋時代整個的都是在講究“權”與“術”,后來大家把這個字連起來用了。所謂“權”就是政治上講的統治,也就是霸道。春秋末期王道衰微,霸道因此起來了。

      其次是“術”,也就是一般人所謂的用手段。不講傳統文化的道德和理性,就是用手段。以手段而取天下,就是“權術”。因此,我們要了解當時的政治變亂,一定先要了解一本書——《春秋》。

      《春秋》是孔子著的,像是現代報紙上國內外大事的重點記載。這個大標題,也是孔子對一件事下的定義,他的定義是怎樣下法呢?重點在“微言大義”。所謂“微言”是在表面上看起來不太相干的字,不太要緊的話,如果以文學的眼光來看,可以增刪;但在《春秋》的精神上看,則一個字都不能易動;因為它每個字中都有大義,有很深奧的意義包含在里面。所以后人說“孔子著《春秋》,亂臣賊子懼。”

      為什么害怕呢?歷史上會留下一個壞名。微言中有大義,這也是《春秋》難讀的原因。

      孔子著的《春秋》,是一些標題,一些綱要。那么綱要里面是些什么內容呢?

      要看什么書?就要看三傳——《左傳》、《公羊傳》、《縠梁傳》。這是三個人對《春秋》的演繹,其中《左傳》是左丘明寫的,左丘明和孔子是介于師友之間的關系。他把孔子所著《春秋》中的歷史事實予以更詳細的申述,名為《左傳》。因為當時他已雙目失明,所以是由他口述,經學生記錄的。

      《公羊》、《縠梁》又各成一家。我們研究《春秋》的精神,有“三世”的說法。尤其到了清末以后,我們中國革命思想起來,對于《春秋》、《公羊》之學,相當流行。如康有為、梁啟超這一派學者,大捧《公羊》的思想,其中便提《春秋》的“三世”。所謂《春秋》三世,就是對于世界政治文化的三個分類。一為“衰世”,也就是亂世,人類歷史是衰世多。研究中國史,在二三十年以內沒有變亂與戰爭的時間,幾乎找不到,只有大戰與小戰的差別而已,小戰爭隨時隨地都有。所以人類歷史,以政治學來講,“未來的世界”究竟如何?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學政治哲學的人,應該研究這類問題。

      如西方柏拉圖的政治思想——所謂“理想國”。我們知道,西方許多政治思想,都是根據柏拉圖的“理想國”而來。在中國有沒有類似的理想?然有,第一個:《禮記》中《禮運·大同篇》的大同思想就是。我們平日所看到的大同思想,只是《禮運》篇中的一段,所以我們要了解大同思想,應該研究《禮運篇》的全篇。其次是道家的思想“華胥國”,所謂黃帝的“華胥夢”,也是一個理想國,與柏拉圖的思想比較,可以說我們中國文化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從另一面看,整個人類是不是會真正達到那個思想的時代?這是政治學上的大問題,很難有絕對圓滿的答案。因此我們回轉來看《春秋》的“三世”,它告訴我們,人類歷史衰世很多,把衰世進步到不變亂,就叫“升平”之世。最高的是進步到“太平”,就是我們中國人講的“太平盛世”。根據中國文化的歷史觀察來說,真正的太平盛世,等于是個“理想國”,幾乎很難實現。

      我們《禮運篇》的大同思想,就是太平盛世的思想,也就是理想國的思想,真正最高的人文政治目的。歷史上一般所謂的太平盛世,在“春秋三世”的觀念中,只是一種升平之世,在中國來說,如漢、唐兩代最了不起的時候,也只能勉強稱為升平之世。歷史上所標榜的太平盛世,只能說是標榜,既是標榜,那就讓他去標榜好了。如以《春秋》大義而論,只能夠得上升平,不能說是太平。再等而下之,就是衰世了。國父思想中所揭立的三民主義最后的目標是世界大同,這也是《春秋》大義所要達成的理想。

       秉筆直書罪罪惡惡

      又怎樣從春秋《左傳》看得出它的“微言大義”呢?如果讀懂了《左傳》上第一篇的《鄭伯克段于鄢》,就大概可知《春秋》的筆法。

      鄭伯是一個諸侯,(春秋時,王道衰微,五霸崛起。五霸中鄭莊公是第一個稱霸的,接下來有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宋襄公等)在本篇中,孔子的“微言”

      在哪一個字呢?那就是這個“克”字。“段”是鄭莊公的親兄弟——共叔段。對兄弟是不能當敵人看待的,“克”字有敵對的涵義在內,打敗了敵人就是克敵,結果他對待兄弟用對待敵人的辦法——事先不肯教化,不止惡于其先,而且還故意培養罪行,最后又故作仁義。因此春秋的筆法,就在這一個“克”字的微言上,定了他千秋的罪狀。

      左丘明寫這段歷史怎么說呢?大家也許都讀過了,我們也不妨溫習一下。

      鄭伯——鄭莊公是老大,他母親姜氏生他的時候是寤生——迷迷糊糊在昏迷中生的,作母親的受了驚,害怕了,于是心理學問題來了,姜氏因為這次受驚,從此對莊公沒有好感,始終心里不高興。由此可知,現代研究青少年思想問題的人要注意,有許多青少年的思想,主要都是在小的時候受到環境影響而形成的,環境上每一件事,影響他們的心理很大。譬如從小貧窮的人,尤其是孤兒,他們大多容易產生偏激心理,我也曾栽培過好幾個孤貧的少年,并告訴他們,窮苦出身、孤兒出身的人,最后只走兩條路,沒有第三條路:一種是他將來成功了,對于社會非常同情,他有辦法時,同情別人、同情社會,因為他覺得自己是從苦難中出來的,就非常同情苦難的人。另一種人成功了,對社會非常反感,對于社會上的任何事、任何人都懷疑、都仇恨。他認為自己當年有誰同情?社會?社會上哪有公平?他心里始終反感。這兩種相反的心理,同樣是受環境影響而產生的,至于為什么同樣的原因而產生相反的結果,這又牽涉到遺傳本質及教育等等問題了,如參照上文“學而不思……”

      這段,便可思過半矣。所以有許多從事社會工作的人員辦孤兒院,辦得無論怎么好,孩子還是有反感。對自己的孩子罵了以后,孩子雖然生氣,但過了一會兒就忘了。

      假如孤兒和那些有心理問題的孩子挨了罵,他不會生氣,可是他永遠不會忘記,因為他天生有反感。所以研究社會、研究政治,這多方面的學識,一定要注意。

      講到這里,就知道鄭莊公的母親姜氏有了心理偏見,而孩子在這種環境之下長大以后,就產生不正常的心理了。后來姜氏又生了一個孩子段——次子。在中國古代,長子是繼承官位的,將來繼承諸侯的當然是鄭伯。中國有句老話:“皇帝愛長子,百姓愛么兒。”就因為長子是繼承人,而老百姓則往往喜歡年老時生的孩子。

      可是姜氏生了第二個孩子后,告訴丈夫,希望將來由次子繼承王位,但基于傳統習慣是不可以的,所以后來還是由鄭莊公繼位做了諸侯。姜氏就要鄭莊公讓弟弟段到“制”這個最好的地方去做首長。而鄭莊公對媽媽說,“制”這個地方并不好,是艱苦之地,沒有發展的價值,既沒有經濟價值,又不是政治重心,把弟弟派到這樣一個地方去不太好,還是換一個地方好,叫媽媽另外選一個地方,結果把弟弟封到“鄢”這個地方去。實際上“制”在當時鄭國,是軍事、政治上的重鎮,他不敢養癰貽患,因此,鄭莊公用了權術,說了一篇假仁假義的話,騙了母親。孔子寫這一段,這是說鄭莊公沒有用道德,而用權術。

      后來,母親姜氏和弟弟“段”要起來造反,招兵買馬,積草囤糧,已經有了反叛的明顯跡象,左右大臣都向鄭莊公報告,鄭莊公明明清楚了,但說沒有問題,姑且等等看吧!意思是說,他的狐貍尾巴還沒有露出來,要培養他把狐貍尾巴露出來,再處理他。這就是政治上古代奸雄權術中的一套,道德的政治,絕對不可這樣。兩者的差別也就在這里。尤其對親兄弟,應該感化他,把這件事情坦然地告訴母親來處理,不應該像培養敵人罪行那樣培養他,最后母親與弟弟通同造反,鄭莊公出兵滅了這個弟弟。所以歷史上有人說,曹操培養了劉備和孫權,以便挾天子以令諸侯,這個手段是效法鄭莊公的,因此便指歷史上第一個奸雄是鄭莊公。

      孔子著《春秋》為什么用這件事開始呢?這就是說明社會的變亂,并不是普通人能夠引導的,都是權臣、有地位的人變壞了風氣,所謂亂自上生,所以上面講到季氏旅于泰山的故事,孔子說:“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也就是這個意思。

      承讓領教

      現在下文是孔子講的原則: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這是講人類文化基本問題,孔子用“舉一隅”的教育方式來講。中國文化的所謂“君子”,是與“小人”對立的名稱,等于是個符號,怎么叫君子?怎么叫小人?

      很難下定義,等于說好人、壞人很難下定義一樣。尤其站在哲學的觀點來看,更是如此。好人對某一件事情好,有時在好里會變壞;壞人一切都壞,但有時在某一點上會變好。所以好人與壞人很難下定義。可是在社會、政治的立場,不能以哲學觀點來討論,好與壞是對事功而言。現在孔子所講的君子,是站在哲學的立場講,是一個抽象的代名詞。

      中國文化所講的君子是無所爭的,不但于人無爭,于事也無所爭,一切是講禮讓而得。無所爭就是窩囊嗎?不是的,孔子以當時射箭比賽的情形,說明君子立身處世的風度。射是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之一,這個射代表軍事訓練。他說,當射箭比賽開始的時候,對立行禮,表示對不起——禮讓。然后開始比賽。比賽完了,不論誰輸誰贏,彼此對飲一杯酒,贏了的人說:“承讓!”輸了的人說:“領教!”都有禮貌,即使在爭,始終保持人文的禮貌。人之所以不同于生物世界中其他的動物,就是這一點人類文化的精神。其實人類有什么了不起,其所以為人,因為有思想,加上文化的精神。孔子講這一件小事,也就是說人應不應該爭?不論于人于事,都應該爭,但是要爭得合理,所以“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就是在爭,也始終保持君子的風度。以現代而言,類似于希臘的所謂民主思想。中國人過去也講民主,這個問題在《論語》中將來另有專題再去討論它。

      而中華文化的民主精神,一個人立身、處世,乃至一切,都要民主。我們民主的精神基于禮讓;而西方民主的精神基于法治。禮讓與法治有基本上的不同,法治有加以管理的意義,禮讓是個人內在自動自發的道德精神。

      淡泊以明志

      再看下面,進一步講到中國文化的精神: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后素。曰:禮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子夏引用到古人的詩來討論,他們并不是作文學的研究。本來中國人作詩填詞,也不是無病呻吟的,詩包括了人的思想與感情,所以他們是討論這首詩中的意義。

      詩中的“兮”字,古音是否如現在兮音的讀法,并不一定,因為音韻及語言,相隔數十年就會有變動的,這個字有如今日歌曲中的“啊!”一樣,沒有實質的意義。再說“巧笑”,笑就是笑,為什么要來個“巧笑”呢?我們知道有所謂苦笑、大笑等許多笑態。“巧笑”就好比廣告上女孩子的那個笑,似笑非笑,不是笑嗎?

      還真是笑,笑得很迷人的就是巧笑,巧笑已經很難描述了,還要“倩兮”,“倩”

      是什么呢?好像電影中女演員的表演,笑得那么俏皮,還帶點誘惑性的,就是“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漂亮的眼睛已經夠厲害了,還要盼兮,眼神中流露著“道是無情卻有情”的意味。“素以為絢兮”,素就是一張白紙那樣,“為絢兮”,是說在白底子上畫了很漂亮的圖案,如果用現在的文學手法來處理這三句話,可以寫好幾本很好的小說。

      子夏問孔子,這三句話到底說些什么——“何謂也?”當然子夏并不是不懂,他的意思是這三句話形容得過分了,所以問孔子這是什么意思。孔子告訴他“繪事后素”,他說繪畫完成以后才顯出素色的可貴。這句話的意思,以現在人生哲學的觀念來說,就是一個人由絢爛歸于平淡。就藝術的觀點來說,好比一幅畫,整個畫面填得滿滿的,多半沒有藝術的價值;又如布置一間房子,一定要留適當的空間,也就是這個道理。這是孔子的啟發教育,以子夏的聰明,一聽就懂,于是提出了心得報告:“禮后乎?”難道禮儀的后面還有一個“禮”的精神嗎?也就是說禮的內涵比表之于外的禮儀更重要嗎?說到這里,難怪孟夫子有“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樂也”的感懷,而后世當老師的,也應該學習孔子對學生鼓勵的方式,他說:“起予者商也。”認為子夏不但講得對,而且更啟發了他自己。當一個主管的,更要效法孔子這種精神,遇到部下有好的意見,就說“對!你完全對。”這樣的主管,才是成功的領導者。孔子繼續稱贊子夏“始可與言詩已矣”,真正懂得詩了。

      詩教并不是教人作一個詩人,酸溜溜地“關門閉戶掩柴扉”有什么意思?要懂詩,透過詩的感情以培育立身處世的胸襟,而真正了解詩背后的人生、宇宙的境界,這才是懂得詩的道理。換句話說,人更要注意這個“素”字,素就是平淡。所以孔子在后面提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這也是后來中國文化里講人生的道理:“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所謂大英雄,就是本色、平淡,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就是最平凡的,最平凡的也是最了不起的。換句話說:一個絕頂聰明的人,看起來是笨笨的,事實上也是最笨的,笨到了極點,真是絕頂聰明。

      這是哲學上一個基本的問題。人沒有誰算聰明,誰又算笨,笨與聰明只是時間上的差別。所謂聰明人,一秒鐘反應就懂了,笨的人想了五十年也懂了,這五十年與一秒鐘,只是那么一點差別而已,所以了不起就是平凡。唯大英雄能本色——平淡。

      上臺是這樣,下臺也是這樣。所以曾國藩用人,主張始終要帶一點鄉氣——就是土氣。什么是土氣?我是來自民間鄉下,鄉下人是那個樣子,就始終是鄉下人等個樣子,沒有什么了不起。所以彭玉麟、左宗棠這一班人,始終保持他們鄉下人的本色,不管自己如何有權勢,在政治功業上如何了不起,但我依然是我,保持平凡本色是大英雄。另一句“是真名士自風流”,同一意義,不再重復了。

      這一段說明了“繪事后素”,是指一個人不要迷于絢爛,不要過分了,也就是一般人所謂不必“錦上添花”,要平淡。這以后,又引用孔子的話,說明中國文化傳統的立場。

       窮源溯本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

      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

      孔子說中國傳統文化,是根據歷史來的,而歷史與文化是不可分開的。

      我們講的傳統,由來遠矣。昨天有個從美國回來的學生,談到他看到一本新出版的書《文明的歷程》,他告訴我這本書所論述的某個觀點,和我以前對他們講的思想一樣,認為人類文化歷史,從上一個冰河時期,就流傳下來了。如宗教思想、哲學思想,在上一個冰河時期,人類毀滅的時候,極少數沒有死的人傳下來的,并不是這一個冰河時期所新興起。我們中國文化,向來就是這樣說的,所以要中國人講自己傳統的歷史,看看古時的人所記載的,有一百二十萬年,至少也說十二萬年,我們現在講五千年文化,那是客氣話。不過很可憐,現在還不敢吹五千年,只說三千年文化,因為西方文化講歷史,動輒只提兩千多年,我們說得太多了,好像不大對似的。在中國古代歷史,動輒講一百多萬年。現在孔子在這里說,不管多少年,文化是歷史傳統來的,所以夏朝的文化,我可以研究討論,不過“杞不足征也。”

      杞是周朝封的一個國家,是夏朝的后代,封到杞國。我們曉得“杞人憂天”這句話,就是這個國家的典故。

      這里我們要了解中國的封建制度。當周武王統一了中國,所謂封建,井不是只封自己家里的人,像堯、舜、禹、湯的后代,都封了諸侯,所以周朝的封建,不是西方的封建,不能隨便把中國封建制度與西方的所謂封建混為一談,那是錯的,等于說沒有把自己的家當搞清楚。——這里孔子說如果拿杞國的文化,來看夏代的文化,并不準確,更不完整,但殷商以后的宋國,所保留的文獻資料也是不夠,這兩個諸侯之國所保留的祖宗文化都沒有了——這里要特別注意,任何一個民族的后代,如果不重視自己的文化歷史,就是自己把自己毀滅,后代就無法考證。孔子說,假如他們自己不毀滅自己,保存了祖宗的文化資料,我就有辦法整理。

      這里放進了孔子的話,就是說明保存文化的重要,因此繼續在下面講到文化與禮的關系: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講到這里,又是一個問題了,是由中國文化中“禮”而來。所謂“禘”,是中國古代的一種禮。中國文化和西方一樣,有狹義的宗教。“禘”象征宗教的精神,祭天地祖宗之禮。講到這里,要認識“禘”字的來源了,至少要拿《康熙字典》來研究。過去讀書,五、六歲以后,先研究“小學”,就是研究作人道德行為,等于現在學校的公民課程——灑掃應對。“灑掃”從文字上看很簡單,灑灑水、掃掃地而已;“應對”可就麻煩了,對老前輩行什么禮,到了客廳坐什么位置,送一封信給叔叔伯伯,講話的態度該怎樣等等,作人處世都包括在應對當中。除此之外,研究“小學”之學,就是后來所謂的說文、訓詁等的文字學,探討文字的來源。中國文字不同于西方文字的拼音而成,中國文字有所謂六書——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的法則。

       心香一瓣誠則靈

      我們知道中國字的部首是從“一”字開始。“一”就畫分了上下,所謂一畫分天地;再在上面加一畫“二”(上),就是上,下面加一畫就成“”(下),是為下。宇宙本來是圓的,無法分別,現在分了以后,“人”在“”的下面,即成為“”,這個字就代表了天。我們看到了“示”這個字,就是表示上天垂下來許多象征,顯示給人們看,太陽、月亮、風云、雷雨都是上天的垂示,所以這個字,就代表了與上天的關系。圓圈中間加個十字,就代表了土地的“田”字,這土地上面出了一點苗芽便是“由”,再向下伸展成為上下通的便為“申”,在申旁再加上“示”;表示由天上來的,而上下左右都能通達,便謂之神。只能下行旁通而上面長了一根象征性的毛毛“”就是鬼。那帝的篆文“”也是表示上天垂示下來的征象,代表形而上的,不可知,不可說,也無法形容他,有這樣一個力量,這樣一個東西在,就叫作帝,再加上示,就成了一個宗教性的哲學觀念。中國古禮稱祭天地的禮為“禘”。至于形而上,到底有沒有?又是怎么樣一個東西?暫時不談,到此為止,如再向上討論,就牽涉到哲學與科學的問題了。

      禘,古代國家舉辦禘禮,皇帝代表全民祭祀大典,儀式非常隆重。皇帝在此期內,不回內官,必須清心寡欲,反省自己。在中國古文中所謂的齋戒沐浴,便是如此。“齋”是內心的反省。(后來中國人對佛教的吃素也叫吃齋,那是有不同的意義,由于佛教戒律中一種“八關齋戒”而來。)齋是中國文化中心理的凈化,用現代的話來講,就是清理思想、排除人欲,真正的作到肅莊叫作齋戒。沐浴也不止是洗澡,而是孔子在《易經·系辭》上所講“洗心退藏于密”的意義。所以古代禘禮,是國家的大典,全民的大典,領導者皇帝齋戒沐浴七天或三天以后,才代表全民出來主祭,要全副精神,誠心誠意,很鄭重的,等于是一個宗教家的大祈禱,絕對不可馬虎。在這里,孔子指出當時文化的衰敗,大家參加禘禮,都只是在真戲假做而已。這等于現代有許多人吊親友乃至長輩的喪事匆匆忙忙,叫一輛計程車,趕到市立殯儀館,簽一個名,行三鞠躬禮,好像去繳一百元什么稅似的,繳完了,趕緊就跑,沒有一點肅莊悲戚之感。今日社會這種風氣,也是文化精神一個重大的問題。

      孔子對春秋時代的情形怎樣說的呢?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就是說禘禮開始以后,主祭者端上一爵奉獻神禘的酒以后,心里就想趕快走了,接著祈禱等等隆重的祭禮,都在那里應付了事。

      孔子看到這種情形感嘆的說:“吾不欲觀之矣!”我實在不想看下去了,為什么不想看?就是認為何必勉強做假,而喪失了這件事的實際精神呢!

      孔子這幾句話,有很多意義。譬如現在社會上舉辦許多事情,內心沒有真正的誠意。無論是宗教儀式或任何社會的宣誓,只要舉起手來表示一下,心里完全沒有肅莊恭敬的誠意。冷眼旁觀者看來,不得不油然而興“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的感慨。這就是中國文化告訴我們,事事要發自內心的誠懇,而不完全在于形式,一切形式,都必須配合內心的誠懇,才有意義。

      由此再進一層,便引出下面一段話。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于天下也,譬如示諸斯乎?

      指其掌。

      有人問孔子,關于“禘”這個禮儀的說法,和這一套學術思想的理論,它的基本精神又在哪里?孔子怎么答復呢?他說:“不知也”——我不知道。孔子真的不知道嗎?當然,這是他幽默的話,換句話說,是一種“反教育”,用現代術語來說,是“反激式的教育”。他的意思是說,這一種基本的文化精神,大家應該知道的。

      既然大家都不知道,那么我也不知道了。且看他說了不知道以后又怎么說下去,就可明白他真的知道不知道了,“……‘知其說者之于天下也,譬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孔子指自己的手掌說,真正懂得禘這個文化精神的人,看天下國家事事物物的道理,就好像是呈現在這掌心上,這么清楚明白了。他指著他的掌心,用動作來表示天下的事理,就像指顧之間,如在目前那樣的容易。由此你說他懂不懂禘之禮?當然懂。

      為什么要拜天地呢?這就代表了中國文化基本精神所在之處。我們以前過年,正月初一早上起來,家長帶領全家的人,先要祭天地、拜祖宗,雖然儀式簡單,但卻很嚴肅,而慎重。春秋二季要祭祖,也就是實行“祖宗雖遠,祭祀不可不誠”的尊敬傳統的精神。現代一般家庭,就從來不祭祖,連跪拜的禮都不會行,這就是教育的問題,值得重新研究、重新修整。保持這一點傳統,這一點習慣,使后代知道源遠流長的民族傳統,這也是我們的責任。

      剛才講到禘禮與中國文化精神的關系,跟著便提到孔子幾句有名的話,后世一般人們都流行而變為成語的: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這是孔子所說祭祀祖宗和祈禱時心儀的原則,當我們祭祖宗的時候要以“如在”

      目前相對的誠心,猶如祖宗尚在面前一樣的誠敬。假使是祭神,神就在此。要表里如一,才是肅齋莊敬的道理。所以他又說:“吾不與祭,如不祭。”假使說我因為沒有時間,沒有親自參與這個祭典,只是象征式由別人去代表一番,這樣就等于不祭,又何必故作排場呢?這種精神,不但告訴我們對于任何祭典要如此,同時也間接地告訴我們作人的道理,無論對生者或死者,由明里到暗里,都要由衷一貫。

      我們現在講民族精神。熱愛國家民族的人,為什么到了國外,看到自己的國旗便肅然起敬?我們在國外看到國旗的那種心情,與在國內看到國旗的心情絕對不同。

      在某一個時候甚至會為之掉下眼淚。其中道理,就是這種精神的流露。所以一個人的修養,對人對事,都要有這種“祭神如神在”的心理。否則,表面上非常恭敬,內心里又是另一回事,那是沒有用的。所以由于孔子的這番話,了解了祭禮,依此來講作人的道理,也就可以觸類旁通了。

       拍灶君的馬屁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于奧,寧媚于灶。”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于天,無所禱也。

      王孫賈是衛國的大夫,孔子在衛國很多年,衛靈公對他非常好,但衛靈公又偏寵有名的美人——南子。衛靈公實在很想起用孔子,衛國的權臣王孫賈有一天就對孔子說出:“與其媚于奧,寧媚于灶”的問題。這也是中國古代宗教思想中很有趣的歷史性問題。凡是中年以上的人,都見過我們在大陸上家庭中供奉的灶神。每到夏歷十二日二十三的晚上,家家戶戶都要送灶,小孩子們非常高興,口袋里就可裝糖果了。現在用電爐、瓦斯爐,沒有灶了,當然也就沒有灶神。為什么要祭灶神呢?

      以宗教思想來說,中國人信仰的是多神教,什么神都信。

      十年前有一位外國的神父來和我研究中國宗教思想問題,他說中國人沒有宗教信仰。我說中國絕對有宗教信仰。第一個是禮,第二個是詩。不像西方人將宗教錯解成為“信我得救,不信我不得救”的狹義觀念。我說這一點的誤解,使我絕對不能信服,因為他非常自私嘛!對他好才救,對他不好便不救。成嗎?一個教主,應該是信我的要救,不信我的更要救;這才是宗教的精神,也就是中國文化的精神。

      其次,談到中國“詩的精神”,所謂詩的文學境界,就是宗教的境界。所以懂了詩的人,縱使有一肚子的難過,有時候哼呀哈呀的念一首詩,或者作一首詩,便可自我安慰,心靈得到平安,那真是像給上帝來個見證。第三,中國信多神教,這代表了中國的大度寬容。出了一個老子,還是由東漢、北魏到唐代才被后人捧出來當上個教主——老子自己絕對沒有想過要當教主的癮。孔學后來被稱為孔教,是明朝以后才捧的,孔子也不想當教主。總之,世界上的教主,自己開始都不想當教主,如果說為了想當教主而當上教主的話,這個教主就有點問題,實在難以教人心服。因為宗教的熱忱是無所求,所以他偉大,所以他當了教主。我們中國,除了老子成為教主以外,孔子的儒家該不該把它稱為宗教,還是一個問題。但是中國人的宗教,多是外來的,佛教是印度過來的,天主教、基督教也是外來的。我們中國人自古至今對于任何宗教都不反對,這也只有中華民族才如此的雍容大度。為什么呢?有如待客,只要來的是好人,都“請上坐,泡好茶”。一律以禮相待,誠懇的歡迎。所以我們的宗教信仰,能叫出五教合一的口號,而且這種風氣,目前已經傳到美國去了。現在紐約已經有教堂,仿照我們中國人的辦法,耶穌、孔子、釋迦牟尼、老子、穆罕默德,都“請上坐,泡好茶”了,凡是好人都值得恭敬。所以我最后告訴那位外國神父,不是因為我是中國人替中國的宗教辯護,而是外人沒有研究深入而已。

      現在我們再講“奧”與“灶”。為什么他們拜灶神?如果以政治哲學的思想來講。“民以食為天”,這是管子講的名言。因為飲食最值得重視,值得注意,所以拜灶神。尤其在過去,教育不普及,講禮治的時代,家里有灶神、財神和祖宗等神只的牌位。中國古代的建筑,大都有這一套設計,進門一定是大廳,大廳上供祖宗牌位,有的上面寫著:“天地君親師之位”。民國初年,牌位上的君字改成國字,看這五個字,中國人究竟信哪一個教呢?任何一教都不信,而任何一教都信。還有財神供在臥房里,灶神供在廚房里。“奧”是古代的家神,我們中國古代的神——宗教很妙,代表中國政治組織的理想。家里有家長,就有家神。還有灶神,連吃飯都要管。據說灶神一年到頭,不但對家里人的行為要管,連在心里起了好念頭,或動過歪腦筋,他都會記錄下來,到一年終了:上天報告好壞。所以鄉下人送灶,弄塊糖給他吃,送一個紅包給他,以便“上天言好事,下地報吉祥。”請他上天報告時,多替家里講講好話,回來時候多賜些福祉。所以在臘月二十三以后,一直等到第二年初四之間,他在天上還未回來以前,不在家里的時候,偶爾背后轟他一下,暗地里幽默他幾句。

      中國民間這些神話故事,現代也可以歸到“民俗學”。要了解這些,起碼要看《荊楚歲時記》這本書,尤其是南方——長江南北過年過節的風俗,這本書大概都有了。在人世間的社會上有里長、鄉長、區長。在看不見的一面,便有土地、城隍等神。城隍歸誰管?歸閻王管。閻王去歸玉皇大帝管,玉皇大帝歸誰管?玉皇大帝的媽媽——瑤池圣母。由此看來世界上的宗教,最高都是女神。天主教來個圣母,佛教的觀音菩薩,中國的瑤池圣母。所以女性還是最偉大。同時也可知人們講了半天的宗教,盡管教理和教條如何如何的,但他們最后還是崇拜女性的,因為母性的慈愛畢竟是最偉大的。像這樣一個宗教組織,無所不包,代表了中國人的政治哲學思想。所以天與人是一貫的。

      王孫賈問孔子這個奧與灶的問題,是非常幽默的,他的意思,是告訴孔子說,你老是跟諸侯往來,我們這些士大夫如不在君王面前替你講幾句好話,是沒有用的呀!你拜訪了諸侯,還是該來向我們燒燒香。孔子卻作正面的答法:“不然。獲罪于天,無所禱也。”這是中國人宗教思想的精神。他說一個人真的作壞人、做壞事,怎樣禱告都沒有用,任何菩薩都不能保佑你。所謂自助天助,神是建立在自己的心中。換句話說,人有人格,尤其須要心理上建立起人格,不靠外來的庇護。如果進教堂,上帝就保佑,那么上帝首先就犯了接受賄賂的罪。同時也等于孔子答復王孫賈說,這些手法我全知道,只是不屑于如此而已。

      從上面的話也可知道,由周代開始的文化,和孔子的教化,始終走人文文化的路線,所以孔子又說:

      子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這就是前面提到過,中國夏、商、周三個朝代文化的演變:夏尚忠,殷尚質(鬼),周尚文。尚的意思就是崇尚、偏重的意思,夏的文化偏重于忠誠、樸實。

      殷商的文化仍是重質樸,但是宗教觀念很強。周代文化呢?我們今天講孔孟思想中的中國文化,就是周代文化,重在人文文化。“周監于二代”,是說周朝所建立的文化是集上古之大成。我們今天的中國文化,是以周代文化作代表。“郁郁乎文哉”,郁郁是形容詞,意思是非常茂盛、偉大與光輝的人文文化。孔子在此自稱他的文化思想,是承先啟后,發揚周代的文化精神。這是連接到上面所講的宗教文化之后。

      孔子認為只有人文文化這個路線是完全正確的。

      量力而為謙虛好學

      現在講到另一段: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

      子聞之曰:是禮也。

      鄹是孔子出生的地方,即鄒。鄹人之子即指孔子。這一段所講的應該是正當孔子做魯國司寇的時候——司法行政部長兼行政院副院長(古代官制,無法與現代比類,為了便于了解,姑且作此近似的比擬),參與了代表國家、代表王室的宗廟大典。他進去以后,對于每件事都要問問清楚,向人請教。走哪里?坐哪里?每事都問人。于是有人笑他說,一般人亂捧,都說孔子這個人了不起,處處懂禮,可是這個“鄹地佬”進了大廟,什么都不懂,事事都向人請教。這話被孔子知道了,他說:“這就是禮啊!”以前我們提到過,假如出國到了別人的國度,風俗習慣不同,對人家的事,不懂的應該多問。到人家家里也是一樣,求學問也是一樣,做事也是一樣,誠懇向人請教,就是禮的精神,也是作人的道理。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射是古代傳統的武功——射箭,那時的武功還沒有發展到少林寺、武當派(這些是唐、宋以后的事)。周代的軍事武功是車戰的時代,最重要的武器還是拉弓射箭,武功高低的標準,就看射箭的高明到什么程度,相當于現代打靶、射箭的標準,在于射中了紅心沒有,而不問箭能否透過牛皮,每枝箭射中了標的,就絕對夠標準,箭能不能透過牛皮,則不作考慮。因為每個人天生的膂力不同,有些人膂力很強壯,他的箭不但可穿牛皮,甚而可穿過墻,有些人的箭射出去不能穿透牛皮,但他每箭都中紅心,也就夠標準了。

      這一段是說明作人做事,夠不夠道德的標準,只問合不合正道,并不苛求他對事功成就的程度。因為沒有機會給他表現,環境不對,時代不對,他也就無從表現,這有什么辦法?由此觸類旁通,對人對事就可減掉些苛求了。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非常慎重的祭典之一——告朔。每個月的初一為朔,十五為望,月暗為晦。過去沒有訂出現在這些假日,“朔望”就是休息的時候,不過不像現在這樣重視。每月的初一,主政者要代表國家,向天地祖宗,稟告所作所為,這就是所謂的“告朔”。

      用現在觀念來說,就是說在那時發表政見。對誰發表呢?對天地鬼神。現在對大眾發表政見,講了不兌現的也有。當時對天地鬼神講的話,如不兌現自己就害怕了,有一個看不見的力量在監視管制。所以告朔這件事也很鄭重。

      從前告朔時一定要殺羊。到春秋戰國時代,社會風氣已開始衰敗,這些禮儀的精神,也慢慢跟著衰落變化了,所以子貢當時準備去掉告朔時候用的餼羊。餼羊是蒸過了的,等于現在拜拜,殺了豬羊,還沒有炊熟就放在祭桌上,稍稍蒸一下免得腐臭,這就是餼羊。子貢當時想,拜拜就拜拜,這只羊可以省下來。所以孔子告訴子貢說,你的主張也對,為了經濟上的節省而不用羊也好,為了表示誠懇而不必用羊也好,不過我不主張去掉,不是為了這只羊要不要省,而是因為它代表了一種精神。固然不用象征性的東西,只要內心誠懇就可以,但現在的人,真正誠懇的心意發不起來了,就必須要一件象征性的東西才能維系得住,所以你子貢愛這只羊,而我更重視這禮儀和它的精神內涵。

      由這件事我們就懂得,在社會上,或在政治上,有時絕對空洞的精神,并不足以維系一件事物,而必須配合某些實質的東西才能生效。如口惠而實不至,有時候就要失敗了。這里又引用孔子另外一段話,頗為感慨。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謅也。

      這段話,連起上一段來說,是說作人處世的艱難。我想大家有時也會有同感。

      一個人想做個忠臣,有時候也很難。對主管、對領導人盡禮,處處盡忠合禮,而旁邊的人會認為是拍馬屁。所以孔子非常通人情世故。凡是當過長官也當過人部下的,都有這種經驗。如果自己毅力不堅定,見解不周到,受環境影響,只好變了。那么該怎么辦呢?還是以禮為準,也是上面的話“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人格還是建立在自己身上。別人盡管不了解,只看自己內心真正的誠與不誠。誠正的建立,久后自知。自己的見解與人格的精神,等待時間來考驗,等待時間來證明并不是他人說的那么一回事,也就心安理得了。

      儒冠錯換八卦袍的諸葛亮

      平常一般人談到修養的問題,很喜歡引用一句話——“寧靜致遠,澹泊明志。”

      這是諸葛亮告誡他兒子如何作學問的一封信里說的,現在先介紹原文: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諸葛亮《誡子書》

      有人說文人都喜歡留名,其實,豈只文人喜歡把自己的著作留給后人。好名好利,是人心的根本病根,賢者難免。先不談古人,就拿現在來說,幾十年來,不知出版了多少的著作,但其中能被我們放在書架上要保留它到二三十年的,又有幾本書?尤其現在流行的白話文章,看完了就丟,只有三分鐘的壽命,因為它缺乏流傳的價值。一本著作,能夠使人舍不得丟掉,放在書架上,才有流傳的可能。所以留名是很難的。清代詩人吳梅村說的:“飽食終何用,難全不朽名。”一點不錯。

      所以古人又有一句名言說:“但在流傳不在多”。比如諸葛亮的一生,并不以文章名世,當然是他的功業蓋過了他的文章。而他的文章——只有兩篇《出師表》,不為文學而文學的寫作,卻成為千古名著,不但前無古人,也可說是后無來者,可以永遠流傳下去。他的文學修養這樣高,并沒有想成為一個文學家。從這一點我們也看到,一個事業成功的人,往往才具很高,如用之于文學,一定也會成為一個成功的文學家。文章、道德、事功,本難兼備,責人不必太苛。

      諸葛亮《出師表》外,留下來的都是短簡,文體內容簡練得很,一如他處事的簡單謹慎,幾句話,問題就解決了。看他傳記里,孫權送他東西,他回信不過五六句話,把意思表達得非常清楚,就這么解決了。

      這一篇《誡子書》,也充分表達了他儒家思想的修養。所以后人講養性修身的道理,老實說都沒有跳出諸葛亮的手掌心。后人把諸葛亮這封信上的思想,換上一件衣服,變成儒家的。所以這封信是非常有名的著作。他以這種文字說理,文學的境界非常高,組織非常美妙,都是對仗工整的句子。作詩的時候,春花對秋月,大陸對長空,很容易對,最怕是學術性、思想性的東西,對起來是很難的。結果,諸葛亮把這種思想文學化。后來八股文也是這樣,先把題目標好,所謂破題,就是把主題的思想內涵的重心先表達出來。他教兒子以“靜”來做學問,以“儉”修身,儉不只是節省用錢;自己的身體、精神也要保養,簡單明了,一切干凈利落,就是這個“儉”字。“非澹泊無以明志”,就是養德方面;“非寧靜無以致遠”,就是修身治學方面;“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是求學的道理;心境要寧靜才能求學,才能要靠學問培養出來,有天才而沒有學問修養,我們在孔子思想里也說過的,“學而不思,思而不學”的論點,和“才須學也”的道理是一樣的。“非學無以廣才”,縱然是天才,如沒有學問,也不是偉大的天才。所以有天才,還要有廣博的學問。學問哪里來的?求學來的,“非靜無以成學”。連貫的層次,連續性的對仗句子。“慆慢則不能研精”,慆慢也就是“驕傲”的這個“驕”字。講到這個“驕”

      字很有意思,我們中國人的修養,力戒驕傲,一點不敢驕傲。而且驕傲兩個字是分開用的:沒有內容而自以為了不起是驕,有內容而看不起人為傲,后來連起來用以驕傲。而中國文化的修養,不管有多大學問、多大權威,一驕傲就失敗。所以孔子在《論語》中也提到過“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余不足觀也已。”一個人即使有周公的才學,有周公的成就,假如他犯了驕傲,和很吝嗇不愛人的毛病,這個人就免談了。

      我們中國人,力戒驕傲,現在外國文化一來,“我有了他真值得驕傲”這類的話,就非常流行,視驕傲為好事情,這是根據外國文字翻譯錯了,把驕傲當成好事。

      照中國文化規規矩矩翻譯,應該是“欣慰”就對了。這是幾十年來翻譯過來的東西,將錯就錯,積非成是,一下子沒辦法改的地方。但是,為了將來維護我們中國文化的傳統精神,是要想辦法的。有許多錯誤的東西,都要慢慢改,轉移這個社會風氣才是對的。這是說到慆慢所引出來的。

      再回到本文“慆慢則不能研精”,慆就是自滿,慢就是自以為對。主觀太強,那么求學問就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為什么用“險躁”?人做事情,都喜歡占便宜走捷徑,走捷徑的事就會行險僥幸,這是最容易犯的毛病。尤其是年輕人,暴躁、急性子,就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這個地方,有些本子是“志”字,而不是“意”字,大概“意”字才對,還是把它改過來。——年齡跟著時間過去了,三十一歲就不是三十歲的講法,三十二歲也不同于三十一歲了。人的思想又跟著年齡在變。“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少年不努力,等到中年后悔,已經沒有法子了。

      看諸葛亮這篇《誡子書》,同他作人的風格一樣,什么東西都簡單明了。這道理用之于為政,就是孔子所說的“簡”;用以持身,就是本文所說的“儉”。但是文學的修養,只是學問的一種附庸,這是作學問要特別注意的。由歷史文化談到諸葛亮的學養,到此告一段落,現在再繼續原文。

      孔子的換心術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這個問題,以現代的觀念來說,就牽涉到政治思想,也可以說是政治的作法,簡明一點就叫政治領導術。魯定公所問的,是領導術或領導的方法,而孔子答復他的,是領導的道德,撇開了魯定公所問的方法。換言之,乃是在駁魯定公。認為用方法——手段——是錯誤的,所謂領導應該是以“德”領導人。從什么地方可看出孔子這種意思來呢?就在這“君使臣,臣事君”兩句話中的“使”字。我們知道魯定公是個諸侯,以一個“王者”——這是隨便借用一個頭銜來形容的——之尊問孔子,孔子當然也尊重他。魯定公問,假使一個帝王領導人,該怎樣去指揮下面的干部?相對的,一個忠貞的干部,對于領導人,又應該用什么方法理事及自處?魯定公當然問得很客氣,很婉轉。而孔子則用兩句話,解答了魯定公這兩個對立的問題——“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我們中國文化講孝道,但孝道也是相對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父母付出了愛心的教養,才有子女孝道的反哺,兩者是對立的。忠也是一樣,就如孔子的話,上面對下面以禮,禮敬——也是愛的一種形態,等于父母愛子女的愛心。這種禮義德業的流行,道德的風行,則下面對上面自然就敬而忠了。所以這種君臣的上下關系是建立在道德上,不是建立在手段上,兩句話就答復了魯定公的問題。

      有些人看了老子的兩句話,認為對于忠孝的觀念,老子和孔子是持相反意見的。

      其實不然,只是表達的方法不同而已。老子說:“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在表面上誤解了這兩句話,好像老子是反對孝、反對忠的。其實不是這個意思。他是說一個不和的問題家庭中,有幾個孩子,其中一個最乖的,于是人們便說這個兒子才是孝子,拚命地標榜他,而忘記了基本上“家庭不和”這個問題。一個家庭如果不出問題,個個都是孝子,何必特別標榜一個孝子?所以要六親不和的時候,才看得出孩子的孝或父母的慈。至于“國家昏亂有忠臣”也是同樣的道理。文天祥在宋朝亡國了,才表現出他的忠貞,假使宋代不到亡國的時候,就看不出文天祥對國家有如此盡忠,雖然文天祥仍是忠心耿耿,但是沒有那種成仁的表現機會。

      因此我們對歷史、對國家,并不希望常常有文天祥那樣的情形出現,而希望國家能長治久安。所以用白話來說老子這兩句話,加上一個“才”字,成為“六親不和才有孝子,國家昏亂才有忠臣。”那么就可以知道老子并不是反對忠、孝了。假如在一個團體中,我們說某某人是好人,那么其他都是壞人了嗎?希望全體都是好人,無所謂誰好誰壞,這就最好。

      孔子答復魯定公的話中,意思是說,你不要談領導術,一個領導人要求部下能盡忠,首先從自己衷心體諒部下的禮敬做起。禮是包括很多,如仁慈、愛護等等,這也就是說上面對下面的如果盡心,那么下面對上面也自然忠心。俗語說人心都是肉做的,一交換,這忠心就換出來了。

      現在要研究《論語》,為什么把這段話放在這里?這就是我們上面說過的,此乃《春秋》筆法的“微言大義”,在春秋戰國的時候,整個社會上下一片混亂,亂到持德者寡,用術者多,所以孔子提倡仁,提倡孝,提倡道德,因為大家都用手段。

      譬如現代人們流行的一句話,常說“你少用手段”,尤其這六七十年來,每論團體或個人的經驗,玩手段的一個比一個高明,誰都玩不過誰,玩到最后還是個笨蛋。

      所以還不如規規矩矩、誠懇的好,如果把真正的誠懇當作手段,這個手段還值得玩,這也是最高明的。這六十年來的變亂,對于手段,誰都學會了,誰要玩幾套手段,別人沒有不知道的。只有老實人最可愛,講道德的人才是最可愛,最后的成功還是屬于真誠的人,這是千古不移的道理。我們從現實生活中,也可體會得出來。孔子答復魯定公這幾句話的時候,就是針對著當時的風氣。一個風氣之來,就像臺風一樣,不但下層、中層社會受影響,上層也是一樣。魯定公是領導階級的上層,結果還是犯了這個毛病,孔子就針對他的毛病,開了這個藥方。

      追的哲學

      講完這方面以后,又講到純文學的觀點。

       子曰:關睢,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孔子又在討論《詩》的文學了。剛才談政治,現在又談《詩》;上面和魯定公談的是政治風氣,也包括了社會風氣,那么政治的風氣、社會的風氣哪里來的?如果站在文化的——禮的立場來講,它是由文化而來的;談到文化,就提到孔子所重視的《詩經》。我們知道《詩經》是代表各地社會風氣的自然演變,《詩經》的第一篇,就是男女相愛。講到《詩經》的男女相愛,有一句話要注意的,孔子在《禮記》中提到人生的研究:“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上面也曾提到)孔子知道人生的最高境界,但是卻往往避而不談,偏偏談到最起碼的、最平實的這兩件人生大事。我們曾經說過,一般人引用的“食色性也”這句話不是孔子說的,是與孟子同時代的告子說的,兩人的話相近,但觀念完全不同。男女飲食不是“性”也,不是人先天形而上的本性,是人后天的基本欲望。一個人需要吃飯,自嬰兒生下來開始要吃奶,長大了就需要兩性的關系,不但人如此,生物界動物、植物都是如此,因此人類文化就從這里出發。

      說到這里,我們就聯想到,影響這個時代觀念的兩種思想,一個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影響了這個時代;另一個也是近代西方文化的重心,弗洛伊德的性心理觀,認為人類一切心理活動,都由男女性欲的沖動而來,這一思想對現代文化影響也很大。弗洛伊德原來是個醫生,后來成為一個大心理學家。比如西方的存在主義,也是幾個醫生鬧出來的,有人依據弗洛伊德的性心理觀點,來看歷史文化(這個性不是我們所說人類本性的性,是男女性行為的性。)認為歷史上的英雄創業,就是一種性沖動,乃至說希特勒是性變態心理。我們現代思想界受這說法影響的也很多,乃至把舊的歷史寫成的小說,多半都加上這種觀念。甚至許多戲劇、電影故事,總要插上一些性——醫學上的性;而文學上改用一個好聽的名詞——愛,等于一個人穿上外衣、結上領帶,好看一點,也禮貌一點而已。在中國古老的文化中,我們懂不懂這方面的道理呢?孔子也早已提出了,所以《詩經》第一篇選了《關睢》,根據“飲食男女”的基本要求,指出人生的倫理是由男女相愛而成為夫婦開始的,所謂君臣,父子、兄弟、朋友,所

      有社會一切的發展,都由性的問題開始。

      曾有一位學者對我說,他有一個新發現——“性非罪”論要提出討論,他所指的這個“性”是狹義的,指男女性行為的性而言。我沒有立即答復這個問題,他把文章留下來,后來函電催問,我始終覺得礙難直接答復,后來我寫了一篇文章,大概談了一下,但還是避開了他那個觀點。我認為這是人生哲學上最高的問題。究竟這是本能的沖動嗎?這個本能又是什么?不過我告訴他,世界上的宗教家,都認為性是罪惡的。中國文化中,過去的思想——萬惡淫為首;西方的基督教思想,亞當和夏娃不吃那個萍果,一點事都沒有,上了魔鬼的當去吃萍果,他們也認為性是罪惡的。曾經聽過一個笑話,說西方文化是兩個半萍果而來的:第一個萍果是亞當夏娃吃了,闖了禍,所以我們人類到如今那么痛苦。第二個萍果,啟發牛頓發現了地心吸力,中國人吃了很多萍果都不曉得。另外半個萍果,是木馬屠城記所表現的英雄思想。這是西方文化來自兩個半萍果的笑話,當然這不是偶然說說的。

      西方與東方宗教家都認為性是罪惡,哲學家則逃避這個問題。我們現在看孔子,他可以說是哲學家、宗教家,又是教育家。我認為現代觀念的什么“家”、什么“家”都可以給他加上。反正孔子,集中國文化之大成。我們中國人自己對他的封號最好——大成至圣先師,我們不要跟外國人走,給他加上了一個“家”字,反而不是大成,而是小成了,所以不要上西方文化的當。

      孔子認為“關關睢鳩”男女之間的愛,老實講也有“性非罪”的意思在其中。

      性的本身不是罪惡,性本身的沖動是天然的,理智雖教性不要沖動,結果生命有這個動力沖動了。不過性的行為如果不作理智的處理,這個行為就構成了罪惡。大家試著研究一下,這個道理對不對?性的本質并不是罪惡,“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只要生命存在,就一定有這個大欲。但處理它的行為如果不對,就是罪惡。

      孔子就是這個觀念,告訴我們說,關睢樂而不淫。大家要注意這個“淫”字,現代都看成狹義的,僅指性行為才叫淫,在古文中的“淫”字,有時候是廣義的解釋:淫者,過也,就是過度了。譬如說我們原定講兩小時的話,結果講了兩個半小時,把人家累死了,在古文中就可以寫道:“淫也”;又如雨下得太多了,就是“淫雨”。

      所以關睢樂而不淫,就是不過分。中國人素來對于性、情及愛的處理,有一個原則的,就是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現在觀念來說,就是心理的、生理的感情沖動,要在行為上止于禮。只要合理,就不會成為罪惡,所以孔子說關睢樂而不淫。

      但《關睢》這篇詩中,也有哀怨,我們看這一篇詩,很好玩的。雖然只有幾個字,假使用現代文學來描寫,就夠露骨的了。它最后說:“求之不得,輾轉反側。”

      這個求,就是現在白話文的追呀!追呀!追不到的時候睡不著呀!睡不著還在床上翻來復去打滾哩!但古文用“輾轉反側”四個字都形容盡了。可見這中間還有哀怨,盡管哀怨,并不到傷感、悲觀的程度。這個道理就是說一個人情感的處理適中,合乎中道。

      譬如我對音樂是外行,但在許多地方,聽到播放日本音樂,只要他一開口,聽起來就使人有不勝哀戚之感。隱隱象征了這個海島民族的命運,也可以說是日本民族性的表現。不管它怎么變,一聽就知道是日本音樂,哀怨中有悲愴,悲愴中有哀怨。

      現在我們的音樂等等一切文化,能不能做到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呢?恐怕還沒有做到。我們讀了孔子這一段話以后,對于目前社會上的文化思想,必須深切地反省。所以孔子在答復魯定公問政之后,隨即談到詩的問題,就是表示修身要具備“詩”的感情,從政更要把握“詩”的情操。

      傳統歷史上的精神堡壘

      這個又轉到另一個文化問題:

      哀公問社于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

      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宰我是孔子的學生,他白天睡覺,挨了孔子的罵。這個問題,等下面講到的時候再討論。

      魯哀公問社。什么叫社呢?這里的社就是社稷的簡稱,有形的社稷壇,過去國家的首都建有社稷壇,就是代表國家和天人之間的象征。我們現在社稷的精神象征,譬如過去在南京到中山陵謁陵獻花,幾十年來,我們還沒有完全正式確定這個精神的代表,最近又好像有外賓到國父紀念館致敬了。相對的,假定我們去國外做國民外交,或者負了國家外交任務出去,這一點要特別注意。到別的國家,就要隨他們的禮俗,到他們所尊奉的地方行禮。這是古今中外不移的禮貌,也是現代國際上外交的禮貌。像當年西方英雄拿破侖,當他到每一個地方,即如信奉伊斯蘭教的國家,他也要到伊斯蘭教教堂行禮。這點他實在很聰明。同時我們再看到一點,從十七世紀末葉開始,印度由英國的東印度公司統治,英國并派了總督駐在印度統治。英國人也深懂這套手法。所以有人說英國人專門研究老子,因為老子的政治手法很高明。

      英國總督出門,看到印度的婆羅門教(印度在宋以后沒有佛教了,那時起佛教已經完全移送到中國來,印度人保留只是穿白衣的婆羅門教),總督立即停車,下來站在路邊合十,讓婆羅門教士先過去。這就是說尊敬一個地方的民間信仰,對于他的工作很有幫助。這是由社講到社稷的精神而牽涉到的附帶問題。

      現在回到本文,哀公問宰予,社稷壇與歷史文化演變有什么關系呢?宰予告訴他夏朝社稷壇上栽的是松樹,殷朝栽的是柏樹,周朝栽的是栗樹(有如現在的國花,是國家的標志。)不過他說栗樹栽得不好,栗樹使人看了會害怕,戰戰兢兢。宰予后來回到孔子這里,報告見哀公的問答,孔子聽了以后就感嘆了。就周朝而言,孔子覺得文王、武王在各方面都沒有錯,只在這件事上還不大妥當,但對前輩的圣人,不好意思多加批評,所以他說已經既成事實,再說也沒有用。對人與人之間相處來說,既成事實,勸也勸不轉來了,過去了何必追究呢?

      孔子這番話,雖然看起來是對歷史的一個寬恕,實際上透過這個寬恕,表明了孔子認為周朝的這件事是有問題的。這是怎么說的呢?因為社稷壇種的樹,就像是一個民族文化、國家精神的標志。如日本人以櫻花為國花,雖然很爛漫,但總是開得不長久;其他各民族、國家也都有標志。宗教方面也不例外。基督教的十字架,佛教的蓮花。再看歐洲人的標志用猛獸,有虎、有獅;印度人用的是飛禽;美國人用老鷹,也不太好;中國文化則用龍,龍是水、陸、空三棲的東西。對于文化的標志,我們要特別注意選擇決定,但有時有人漫不經心就定了。過去有一位朋友,想把臺北市成為杜鵑城。后來在一次宴會中碰面,說起此事,好在他的杜鵑城沒做成,否則我第一個反對。因為杜鵑是亡國之花,又名杜宇;也是鳥名,又名子規,又叫望帝。唐人的詩所謂:“望帝春心托杜鵑”,有一個神話故事,上古時蜀國亡,蜀國的太子傷心而死,精魂不散,變成杜鵑鳥,晝夜啼哭,淚枯血出,滴在花上變成杜鵑花。這一些事,和《易經》的讖諱之學也有關系的。許多看起來不相干的事,有時候關系很大,尤其研究國家的歷史文化,不能不注意,孔子對于這件事情也是很注意。不過他也只好說“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了。所以我們將來在處事的時候,必須注意這些事情,這也是學問。

      責備賢者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管仲的時代比孔子早一點,在下面我們可以看到孔子對管仲佩服得很,他曾經贊嘆過,如果沒有管仲助齊桓公稱霸的一段歷史,我們幾乎變野蠻人了。在這里他說管仲的器局太小,這話也是對的。管仲不過幫助齊桓公完成霸業而已,但未能走入王道,這樣的器局就嫌小了。這是他評論歷史的感嘆。但是有人就問,管仲是講究節儉的吧?他的政治思想、經濟思想,都夠得上儉的。這里的“儉”字,正如諸葛亮《誡子書》中所說“儉以養德”的那個儉字一樣,包括了許多東西。我們提到儉字,再看看老子思想,老子說他有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老子再三提到儉,孔子也再三提到儉,下面有關儉字的話也蠻多的,上面談到諸葛亮時,已經介紹過了。歷史上稱有成就的人“沉默寡言”,就是一個人“儉”德的描寫。成大事的人很少說話,講出來一兩句話,扼要簡單,解決了一切問題。既不沉著,話又多的人,那就免談成什么大事了。

      孔子說了管仲的器局小,別人并不和他爭論這個問題,而提出來問管仲是不是夠得上“儉”德的修養。可是孔子的答復,從個人來說,以管仲有三歸之堂,可以說他在經濟生活上非常浪費。三歸堂是建筑物的名稱,就是說他的宰相府,還是相當講究漂亮的,可見他還不夠儉樸。我們可以在歷史上看到漢文帝的儉樸、節省,是皇帝中有名的,一件袍子,穿了一二十年還補起來穿。后來景帝、武帝時代的經濟繁榮,就是他打下的基礎,因為他本身就非常儉樸。所以管仲的生活,誠如孔子說的并不儉樸。另外在公事上,孔子又說他“官事不攝”。在公家的政治制度上,又不能做到扼要統籌。只知因人設官,重重疊詹設置了太多的部門,其實可簡化而他沒有簡化,這是在行政上的不儉,那他怎么算得“儉”呢?

      我們從這一點可以看到,要真正處理好公事,制度與編制的緊縮很重要,法令也不可繁瑣,這是孔子對管仲兩方面的批評,也是我們后人應該警惕的地方。

      在管仲的儉德上,孔子有所批駁之后,此人又提出管仲是不是懂禮的問題來。

      中國文化以禮義為中心,懂禮是很重要的,但孔子認為管仲在這方面的修養還不夠。

      雖然管仲是個大政治家,但他還不能擔負領導歷史文化的重任。這是什么道理呢?

      邦君齊桓公在大門外建立屏風——塞門。(講到這里,我們順便講到現在很難看得到的,古代衙門前的大屏風,上面都寫有“爾俸爾祿,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難欺。”這四句話,已經流傳下來一千多年了。后來到清末腐敗的時候,大概是我們革命前輩老黨員罵清朝的杰作,改為“爾俸爾祿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難,欺欺欺欺欺”的笑話。)在中國的古禮,只有領導人、諸侯才可以有塞門,可是管仲的宰相府也擺起這樣東西來,這就是不懂禮。其次國君為了外交的關系,有反坫之壇,這是兩國元首見面時用的。結果管仲的家里也有反坫。就憑這兩點,如果說管仲也懂禮的話,還有哪一個不懂禮?如以管仲作懂禮的標準,人人都懂禮了,這是孔子對管仲批評的話。下面就談到中國文化與“禮”并稱的“樂”了。

      敲響了的活禮樂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這是孔子講音樂的原理及作用。大師樂是古代專門掌理樂教的官名,他的職掌重在以樂配合政教,當然也包括了當時的一般音樂。講到這里,也是中國文化很可惜的事,因為我國原有的古樂早已沒有了。現在我們能夠聽到的,只是明清以來的遺音。據朋友們說,目前在韓國,還可以隱約窺見唐太宗統一天下以后的大樂章——《秦王破陣舞》,以及《霓裳羽衣曲》的古琴曲調,還可欣賞到中國的古樂和古樂器的流風遺韻,同時把詩、詞譜在中國的古樂器上彈出來。除了韓國,在日本也還找得到一點影子。所以說中國文化的衰落,不完全是我們這一代的責任。相反地,故作自我解嘲的說,這也是我們中國人的偉大處,人家外國人說我們不珍惜自己的文化,但是我們也可以說我們的好東西太多,滿不在乎的丟,外國人聽了也沒有話說。

      孔子和魯國的大師樂討論音樂的原理。他非常謙虛地說,音樂的原理大概可以了解——其實孔子對音樂是很內行的。接著他就談論一首代表國家民族精神的曲子。

      音響開始的時候,好像含苞待放的花蕾,輕輕地舒展,慢慢地發聲。跟著下來,由小而大,但是很純正。后來到了高潮,激昂慷慨,或非常莊嚴肅穆,最后這個樂曲奏完了,但還是余音繚繞,后面好像還有幽幽未盡之意。這便是成功的音樂。這些是孔子的客氣話,請教的態度,也證明了他深通音樂的修養。今日我們看到自己國內的音樂,的確是問題很大,中不中、西不西;輕薄有余,溫柔敦厚不足,實在可嘆。不過一切文化,今日都處在古、今、中、外的巨流涌變之間,始終未定。舊的已經打倒,新的如何建立,還要靠我們這一代的繼續努力了。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儀是一個地名。古時的這個“封”字,是指的封疆。所謂“封人”,是管諸侯國界的人。勉強拿現在的職務來講,是管土地、管地政的人。他來請見孔子之時,從字里行間看來,他似乎有被擋駕的樣子。但封人有封人的理由,他說,有道德、有學問的人,到了我們這個地方,每個人我都見過。他的意思好像是說,你們的老師孔子盡管偉大,像我這樣的人,你老師也應該接見一番。他說了這番話以后,跟隨孔子的那些人無話可說,就安排了一個機會,讓他去見孔子。但是孔子和他談了些什么話就不知道了。他出來以后,就告訴孔子的弟子們說:你們諸位不必擔心文化的衰落,我們中國文化有救了。天下亂了這么久,文化已將凋零,上天降生了孔子,孔子的學問道德將影響你們和世人。上天要以孔子作為警惕世界的木鐸的,你們不要擔憂了。古代木做的鐸,是用來敲響作警惕用的,好像廟堂里的敲鐘打磐一樣。

      這是對孔子從事人文文化教育的贊嘆,所以也放在講文化精神的《八佾》篇中。

      畫龍點睛,別有用意。

      跟著是: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這是孔子對禮樂文化的批評。韶是舜樂,代表那個時代,國家民族歷史文化的精神,他說很好,很美,也很善。以現在西方觀念來說,真、善、美的價值都具備了。但武王時代的音樂,代表那時代的歷史精神,好是好,美是真美,可不能說它是至善。等于對社稷壇標志的批評一樣,都有點遺憾的味道。

      衰世的通病

      下面是這一篇的結論,所以我說《論語》是整篇連貫接起來的,是完整的。

      《八佾》講歷史時代文化的精神。那么,這篇最后引用孔子對于當時那個時代的批評作結語,就特別有韻味了,例如: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他在這里提出了一個原則,一個時代到了衰落的時候,最怕在上面的領導人以及各級單位主管,待部下和對人并不寬厚,這是很嚴重的偏差。講到這里,我們看中國歷史上,記載了許多作人或作官的過分尖刻或涼薄。什么是刻?所謂“察察之明”,為人太過精明,做部下的就不容易發揮他的才能。因此,中國古人在政治領導上,都采用道家老子的道理。也就是像郭子儀的故事:唐明皇因安祿山之亂由京城逃走,一直逃到了四川成都,終于靠郭子儀打敗了安祿山,收復兩京,迎唐明皇還都。郭子儀也因功封王。以后唐代宗把公主下嫁郭子儀的兒子。有一次小夫妻吵架吵得很厲害,郭子儀的兒子說,公主有什么希罕,你父親的天下,若不是我父親替你們打回來,還有你公主當嗎?這句話的確講得太嚴重了。公主氣了,馬上回宮去報告唐代宗。郭子儀聽了兒子的報告,也嚇壞了,知道這件事可不得了,馬上把兒子綁起來送到宮中去。唐代宗自然先聽到了公主的報告,說郭子儀他們意圖造反,唐代宗安慰了女兒一番,要她先在宮里休息。見親家把女婿綁進宮來,不但不生氣追究,反而問老親家好好把個兒子綁進宮來是為了什么?郭子儀報告并論罪一番。

      唐代宗真是個好皇帝!他對郭子儀說,他們小倆口吵架是年輕人的常事,你去管他干嘛呢?“不癡不聾,不做阿姑阿翁。”這個故事后來也編成了平劇及其他地方戲。

      故事本身也說明了如果一個當主管的有“察察之明”,下面部下就難為了。

      前幾天,有位同學當了法院的庭長,他來看我,我告訴他一句話:歷來做法曹的最怕“深文刻法”。這句話就是當公務員的也要注意。什么叫“深文刻法”?就是根據條文,一個字一個字去推敲,在雞蛋里去挑骨頭,真是要了命。雖然法律的條文,完全合于邏輯。但有時是不合道理、不合情理的,完全用邏輯是用不通的,舉個例子來說,法律規定,抓到小偷應該送到法院辦,如果打他兩拳打傷了,小偷可以告你傷害,在法理的邏輯上完全對,但講到人的常情上就不對的。所以我和這位同學說,搞法律的人,就怕深文刻法,都講邏輯,則天下是非辨不清了。因此中國人有一句名言,告訴作公務人員的朋友說:“公門里面好修行”。否則的話,人們便把公務員的過錯、怨氣統統都累積到政府頭上。自己如果多動動腦筋,別人就省了氣力,同時也消弭了怨氣,這就是道德。所以“居上要寬”,要求別人過嚴,別人沒這個本事;天下無全才,不必求之太嚴。如果要求過嚴,希望別人都是圣人、全才。在道德上人人如孔子,而防他又如防土匪,用他又隨便用得像機器。這是不可以的,切記居上要寬。

      為禮要敬,并不是只限于下級對上級行禮要恭敬,上面對下面的愛護,也包括在禮的范圍之內。而且都要敬,就是都要做到誠懇、真摯,不真誠沒有用。天天行個禮很方便,搞慣了成機械式很容易,但中間沒有誠意就沒有用。同樣的,做長官的對部下的愛護關懷,也要有誠敬之心,假的關懷沒有用。

      臨喪不哀,以前講過,我們到殯儀館吊喪,沒有一點哀戚之意,毫不相關,何必去呢。但這個喪也是狹義的,廣義的是對于某一件沉重的大事,假如沒有沉痛的心情,也是屬于“臨喪不哀”的一種情況。

      孔子提出來這三點,有感于當時春秋時候的社會風氣那么壞,孔子講這些話,都是開藥方。當時有這種壞風氣,他就開出醫治的方法。所以他說像這個樣子的社會,就沒有什么可看了,這是感嘆當時文化思想的衰落。實際上我們看歷史,每到衰亂的時候,都有這種情形,豈止春秋戰國而已呢!《八佾》這一片,把前后對照起來,很明顯地可以看出來,他完全是在闡揚中國文化的思想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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