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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通史》

    第九卷 中古時代·明時期(上冊)·第三節 地方志

      第三節 地方 志

      明代地方志的修纂

      地方志在明代史料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這是因為地方志所包括的內容豐富,對于一個地方的歷史沿革、政治建制、經濟狀況、社會風俗、重要人物、文獻古跡都有頗為詳細的記述,所以清代史學家章學誠說:“方志乃一方全史”,也就是說方志就是一部地方史。①中國歷來有修地方志的傳統,對此可以上溯到《越絕書》、《吳越春秋》、《華陽國志》等最早的方志修纂。據當今學者的研究統計,中國歷代所修方志共有八千多種,十多萬卷,而明清兩代的方志即達六千四百多種,九萬二千余卷,其中明代所修的地方志據估計達一千四百多種,一萬二千余卷,也有人統計多達二千八百九十二種,總之明代的方志在中國歷代方志中占有相當大的比例。②方志的修纂雖然起源這么久遠,而且從宋元開始更有了很大的發展,方志作為一種地方史書,在體例格式上都漸臻完備,但是方志作為一種地方史書的普遍修纂則始于明代,明朝人曾自稱:“今天下自國史外,郡邑莫不有志。”①可惜的是,明代修纂的方志,今天已大都散逸。今存的明代方志據朱士嘉等所著《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僅有九百七十三種。這九百余種明代方志作為地方史所保存下來的大量珍貴史料,對于明史研究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此外,大量清代乃至民國時期所修的方志中,保存了相當數量的明代史料,也是明史研究必不可少的參考書籍。

      明代的地方志包括有:全國性志書即一統志,省級志書有各省的通志、總志,省以下有府志、州志、縣志,縣以下有鎮志、鄉志、里志,衛所有衛志、所志,一些特殊地方,如山、水、關隘、書院等亦多有志。

      明初洪武三年(1370)便修成了《大明志》,編類天下山川、州郡形勢及各地降附始末,是為明代最早的全國性志書。而其時尚有多處未入版圖,故雖有《大明志》,而未有一統。待到洪武二十七年(1394),則云、貴(設都司未設布政司)、川盡入版圖,于是再修成《寰宇通衢》。“時天下道里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四彝不與焉”②。其后又修成《洪武京城圖志》一卷,即當時京城南京的圖志。全國性志書與京城圖志的修纂對于地方志的修纂無疑是一個鼓勵,所以明代自洪武朝起,地方志的修纂便已開始進行。今天可以見到的洪武中盧熊所修《蘇州府志》及《明史·藝文志》著錄其所作《吳邦廣記》五十卷等均為洪武中地方志書的代表作。此外,還有如宋訥所作《東郡志》十六卷,雖然大多不存,但仍可知洪武中方志修纂之概況。洪武中為政嚴猛,盧熊為洪武中循吏仍不免坐累死,加之開國之初,經濟尚未恢復,所以雖有修志之舉而未普及。

      成祖即位后,永樂十年(1412)曾頒降“修志凡例”,見于嘉靖《壽昌縣志》。十六年(1418)下詔修纂天下郡縣志,并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內閣大學士楊榮、金幼孜等領其事。其時復頒纂修“郡縣志凡例”共二十一條,見于正德《莘縣志》卷首。

      嘉靖《壽昌縣志》載永樂十年所頒“凡例”十六項:一、建置沿革分野,二、疆域城池 里至,三、山川,四、坊巷 鄉鎮,五、土產 貢賦,六、風俗 形勢,七、戶口,八、學校,九、軍衛,十、口舍,十一、寺觀祠廟 橋梁,十二、古跡,十三、宦績,十四、人物,十五、仙釋,十六、雜志。其每項均有明確規定,如《坊巷鄉鎮》:“據現在所有坊巷、鄉都、村鎮、保社之名載之。若古有其名,而今已無者,則于古跡下收之,仍要現其今在某處。”《土產 貢賦》:“凡諸處所產之物,俱載某州某縣之下,仍取《禹貢》所賦者收之。有供貢者,載其上貢之數,或前代曾有所產而后遂無者,或古所無,而今有充貢者,皆據實備載之。若有所賦田畝稅量,以洪武二十四年及永樂十年黃冊田賦貢額為準,仍載前代稅額,以見古今多寡之數。”《風俗形勢》:“凡天下州縣所定疆域、山川,既有間隔,習尚嗜好,民情風俗,不能無異,宜參以古人之所論,與近日好尚習俗之可見者書之。”這些規定,對于方志的修纂不僅形成統一要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方志修纂中必應保存的史料的記述。①正德《莘縣志》所載永樂十六年凡例共二十一項,與前述凡例大同小異,估計很可能是修縣志者對于永樂中官方頒行的同一凡例的不同記述,其中關于賦役、戶口等記述下限,也均始于洪武二十四年,止于永樂十年。該志序中稱:“若夫條目之紊亂者,則依我國朝永樂十六年頒降纂修凡例與夫一統志參用之。”根據明人記述,永樂十六年下詔纂修天下郡縣志,其后景泰中葉盛稱:“今欲成盛代一統之書,宜有資軍國,益勸戒。如地理戶口,類不可缺。必如永樂中志書凡例,充廣之可也。”②顯然永樂中頒行的方志修纂凡例,既為地方修志所用,也為修一統志所用,故鄭曉以“天下郡縣志”為一統志之續修,并有以夏原吉、楊榮、金幼孜總其事之說。若只是各地修志,則無須三人領其事。但永樂中修纂“天下郡縣志”之凡例畢竟公布于天下,也可以理解為目的主要是為了對于地方修纂方志的控制,這當首先是出于永樂中所推行的文化專制政策。但是這種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明代方志的纂修。只是由于明初的社會經濟狀況的限制,各地方府、州、縣還不可能將修方志這類地方文化舉措放到首要日程之上,因此我們今天見到的明代方志主要在弘治、正德以后。也就是說,明代方志的修纂是到弘治以后才逐漸增多起來的。

      根據一些學者的研究統計,明代已知的二千八百九十二種方志中,洪武至天順年間所修二百五十七種,成化至正德年間四百六十種,嘉靖至萬歷年間一千六百二十二種,天啟至崇禎年間六十六種。①如果具體到每一個時期來看,明代方志修纂最多的時期是嘉靖朝,正德次之,弘治、萬歷又次之,修于天啟、崇禎者最少。有些學者由此而得到的結論是;“明代修志,從正德起逐漸增多,到了嘉靖,掀起一個高潮,萬歷以后又緩慢地轉入低潮。”②萬歷以后修纂方志轉入低潮,顯然是與當時的政治局面的混亂有一定的關系。萬歷中期以后,礦監稅使四出,怨聲載道,民變四起,這自然會直接影響到地方上修志之舉,再到天啟、崇禎時,江河日下,亡國之象已然顯露,修志之事更無從提起了。

       明代地方志舉要

      明代的全國性志書有《大明一統志》九十卷。明代全國性的志書始修于洪武初年,即前所述洪武三年(1370)修成之《大明志》。至洪武二十七年(1394)再修成《寰宇通衢》。但其時全國行政設置未定,因此成祖即位復有修志之意,故永樂十六年詔纂“天下郡縣志”。至景泰中再議修志之事,并準依宋代《方輿勝覽》為式。時人葉盛稱:“此趙宋偏安之物,況直為四六設。今欲成盛代一統之書,直有資軍國、益勸戒。如地理戶口,類不可缺,必如永樂中志書凡例,充廣可也。”遂成《寰宇通志》。③然書成未刊,至英宗天順三年(1459)再令李賢等重修,雖稱重修,其實是在其基礎上略作改動而已。書成后更名《大明一統志》以示與景泰時所修之別,刊行天下。

      地方志書首為各省通志。明代各省均有通志,其重要者有成化《山西通志》十七卷,嘉靖《浙江通志》七十二卷,弘治《八閩通志》八十七卷,嘉靖《江西通志》三十七卷,嘉靖《山東通志》四十卷,嘉靖《河南通志》四十五卷,嘉靖《陜西通志》四十卷,嘉靖《湖廣通志》二十卷,嘉靖《廣東通志》七十卷,嘉靖《廣西通志》六十卷,嘉靖《四川總志》八十卷,萬歷《四川總志》二十七卷,嘉靖《貴州通志》十二卷,正德《云南通志》四十四卷。各省通志載一省疆域、沿革、戶口、田賦、風俗、物產、職官、學校、名跡、人物等,是了解各省歷史的重要文獻。

      如嘉靖《浙江通志》七十二卷,嘉靖四十年(1561)胡宗憲、薛應旂纂修。其時胡宗憲為浙江總督,未必真正參與修志之事,具名而已。薛應旂雖主修書之事,而真正修志者當另有儒士多人。該志薛序稱:浙江舊無通志。嘉靖乙未、丙申間,今少傅存齋先生徐翁視學于浙,始創為之。越十有六年辛亥,旂承乏浙中學政,至則問翁志稿,而掌故已凡幾易,罔有知者,因慨鉅典就湮,妄意修輯。乃博訪旁搜,于故牘中得翁舊所錄史傳全文及各志銘,凡十有一冊。①因知薛氏所修《浙江通志》系本于徐氏原作而在其基礎上擴充成書。書中卷一至十二為《地理志》,卷十三至十六為《建置志》,卷十七至十八為《貢賦志》,卷十九至二十為《祠祀志》,卷二十一至三十五為《官師志》,卷三十六至四十九為《人物志》,卷五十至五十二為《選舉志》,卷五十三至五十六為《藝文志》,卷五十七至六十為《經武志》,卷六十一至六十二為《都會志》,卷六十三至七十二為《雜志》。由此可見各省通志纂修體例之大概。其他諸省通志列目不盡同,而所述內容基本相近。

      各省通志之下,則為府、州、縣志。終明之世,全國通計有府一百四十,州一百九十三,縣一千一百三十八;羈縻府十九,州四十七,縣六。如此眾多的地方機構,各有其方志,且一些府、州、縣志先后一修再修,其數量之多也就不足為怪了。

      府、州、縣志與各省通志體例相同,述事大同小異,或稍細于通志,而更具地方特色。以正德《姑蘇志》(即《蘇州府志》)為例可見其一斑。

      正德《姑蘇志》六十卷,正德元年王鏊、吳寬纂修。其中卷一為《郡邑沿革表》,卷二至四為《古今守令表》,卷五至六為《科第表》,卷七為《沿革》、《分野》、《疆域》,卷八至九為《山》,卷十為《水》,卷十一至十二為《水利》,卷十三為《風俗》,卷十四為《戶口》、《土產》,卷十五為《田賦》,卷十六為《城池》,卷十七為《坊巷》,卷十八為《鄉都》,卷十九至二十為《橋梁》,卷二十一至二十三為《官署》,卷二十四為《學校》,卷二十五為《兵防》,卷二十六為《倉場》、《驛遞》,卷二十七至二十八為《壇廟》,卷二十九至三十為《寺觀》,卷三十一為《宅第》,卷三十二為《園池》,卷三十三為《古跡》,卷三十四為《冢墓》,卷三十五為《吳世家》,卷三十六為《平亂》,卷三十七至四十二為《宦績》,卷四十三至五十八為《人物》,卷五十九為《紀事》,卷六十為《雜事》。

      王鏊等的《姑蘇志》是明代方志中的名作,在地方志中屬列目頗細者,因此所保存的史料也詳于其他一些地方志。除《姑蘇志》外,明代方志中著名者還有如康海的《武功縣志》,祝允明的《興遼志》。其中康海的《武功縣志》在編纂上與方志的習慣體例有明顯區別,其全書僅三卷,二萬余字,記事可謂簡練明了,一反通常方志的記事雜蕪瑣碎,但也因此而“失去纂修志書征文備獻的意義”①。

      府、州、縣志是明代地方志的主體,也是明代地方文獻中最受重視者。一般或由地方官員出面組織修纂,或請名人修纂。因此明代的方志一個主要特點是“許多地方志因地制宜,從實際出發,結合本地特點,編制了比較罕見的篇目”②。如正德《瓊臺志》中的“平亂”,嘉靖《韶州府志》中的“洞寇出沒”,嘉靖《清流縣志》中的“盜賊”,嘉靖《南康縣志》中的“十家牌法”和“鄉約”,正德《瓊臺志》中的“破荒啟土”,萬歷《嘉興府志》中的“醫藥”,嘉靖《汀州府志》中的“窯冶”,嘉靖《建陽縣志》中的“圖書”,成化《新昌縣志》中的“圖像”等等。

      明代方志的另一個特點,是在纂修思想上的創新。有些地方志修纂中主張“不志天文”(嘉靖《臨安府志》),有的地方志主張“不書星野”(嘉靖《耀州志》),也有的纂修者反對修志中的記事蕪雜,主張簡練高古,如韓邦靖所編《朝邑志》,全書二卷僅五千七百余字,雖稱文風高古,對于后世史家來說,卻難有所取了。③府、州、縣以下有鄉鎮志。明代中葉以后,鄉鎮志的修纂漸多,其體例基本遵循府、州、縣志,而因記事范圍相對狹窄,內容也相對為簡。如嘉靖《澉水續志》,董穀纂于嘉靖三十六年,即為鄉鎮志中之名作。全書九卷,分為地理、職官、公署、貢賦、兵衛、祠宇、人品、雜記、藝文九門。在明代的地方鄉鎮志中,也有不依照這類體例的作品,如崇禎末仁和沈謙所撰《臨平記》四卷,即全然不遵方志修纂之體,現存該書抄本僅三卷,卷一至二為《紀事》,卷三為《雜記》,全書所輯凡一百余條,末附臨平十詠。分年記事,被后人稱作“系鄉鎮志中之創例。”①除鄉鎮志外,明代的方志中還包括有衛所志、山水志、風土志、海防志、古跡志等。這些專門類的志書,因為不屬于國家行政區劃,所以與一般方志體例上不盡相同。如嘉靖《雁山志》,志浙中雁蕩山,全書分為山水、寺院、土產、詩文四類,雖仍志書之體而與省、府、縣、鄉之志迥然不同。再如崇禎年間僧人傳燈所纂《幽溪別志》十六卷,記天臺山幽溪,書分為形勝、開山沿革、重興規制、宗乘、泉石、人物、金湯、檀度、福田、塔墓、古跡、著述、贈遺、余學等凡十六,從形式上近于縣志,而內容集中于山水名勝,與地方志所記地方史事仍有相當大的不同。這類方志在明代方志中也占有一定比例,其中著名的如劉效祖《四鎮三關志》、詹榮《山海關志》、馮世雍《呂梁洪志》、孫存《岳麓書院志》、喬世寧《五臺山志》等。

      從全國性的總志,到地方性的各省通志,各府、州、縣方志,以及各地山水風土古跡等志,構成了明代方志的不同層次。這數以萬卷計的明代方志,是今天明史研究必不可少的重要資料。

       明代方志的史料價值

      關于明代方志的史料價值,曾經有許多學者作過詳細的論述。明代是中國方志纂修的一個重要發展時期,它在宋代地方志修纂走向定型的基礎上,又向前發展了一步,使之更趨完善。有些學者提出,明朝人在方志的修纂方面,已經開始涉及方志學的內容。明人對于方志修纂的不同意見的爭論,如或尚繁或尚簡,或主張史志為主從,或主張史志為表里,或修志以崇史學或修志以崇地理。雖則看法不同,這些爭論與修纂中的嘗試,對于明代方志的進一步成熟發展則起到了積極的作用。①如明人楊一清稱:“國有史,郡有志。……志,史之翼也。”②又田秋云稱:“志也者,識也,郡之史也。”③張居正則稱:“州郡之有志,猶國之有史。”④李東陽亦稱:“大則史,小則志,兼行而互證。”⑤如此種種,不勝枚舉。這與清代學者章學誠所謂“方志乃一方全史”的看法基本是一致的。

      強調方志的史學特點,就使得明代方志大都突出了記史方面的主要內容,而且大都于地方之事無所不載,從而被學者們稱作是一種“地方性的百科全書”,并進而指出:“無所不載這個傳統之所以優良,是因為一部方志將一地的古今疆域沿革、自然條件、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文化、教育、人物、異聞、瑣事等等,分門別類,一一記載下來,就概括了一地已知的全部古今情況,要了解一地重要的人、物、事,只須從中查閱即可。這個任務是任何一部國史或任何一種類型的圖書所未能承擔,也承擔不了的,只有千百部方志同時存在,才能予以完成。”①這實際已經涉及了明代方志的史料價值。從今天史學研究的角度來看,方志記述的內容越細,在史料上保留下來的東西也就越多。作為一部省通志或者府、州、縣志,都是不可多得的地方史研究史料,而同一地區或者相近地區幾部省通志或者府、州、縣志,甚至鄉鎮、山水、風土志,就構成了帶有普遍性內容的史料,這就不僅可以作為地方史研究之用,而且能夠作為一個時代更深入研究的史料依據,這也就是近年來地方志為愈來愈多的史學工作者所重視的原因。

      對于地方志的研究,從清人章學誠開始被視為方志學,近年在方志方面的研究隨著全國地方志修纂工作的開展而不斷有所深入。1935年朱士嘉所撰《中國地方志綜錄》出版后,又于1980年出版《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傅振倫《中國史志論》、黃葦《方志論集》都是對方志的專論之作,黃葦的書后并附有《歷代諸家方志論文篇目選錄》,為利用了解歷代方志提供了方便。再有如駱兆平《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考錄》一書,著錄明代方志不下四百三十五種,現存者二百七十一種,散出者一百六十四種,為利用明代方志提供了線索。目前已經影印出版了《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選刊》共收一百零七種。臺灣影印出版的地方志綜錄中,也包括了相當數量的明代地方志。而且對于明史研究來說,不僅明代方志,許多清代方志中的材料也都涉及明史研究內容,甚至民國時期的方志中保存的藝文、碑刻等,許多今已不存,也都為明史研究的重要依據。

      從目前明史研究的發展趨向看,在政治史研究方面,一些學者開始從政治學角度去看國家控制的作用。這也就需要更加深入到地方基層政權及區域社會結構等方面進行研究,在這一研究過程中,地方志和檔案成為必不可少的史料。如對于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研究,在正史往往根據當時官員們的報告,其中很難反映出真實的情況,而地方志中則往往根據地方經歷的實際情況,雖然也多有對于農民軍的污蔑不實之處,但與官修的正史相比在這方面的記述要相對真實可靠些。在經濟史研究方面,尤其是對明代中葉以后商品經濟發展方面的研究,無論是農業經濟、土地制度、市場經濟、手工業生產等,都離不開地方志中的資料。它比較起官修的正史,以及通考之類綜述性史料具有更加細微的特點,從而使研究者們得到許多從正史無法得知的歷史實際情況。明代方志的一個傳統是對于地方賦役情況的較詳記述,而且這些記述大都是根據各地賦役的實施情況,因此是研究賦役史必不可少的材料。再如明代各地移民屯種的情況以及屯田民田化等重大土地史方面問題,我們離開地方志就很難進行研究,而地方志中僅僅各地屯與社的名稱之別,就足以使我們對當初屯民與社民的數量進行明確的比較了。至于文化史與社會史研究,要了解一個時代的社會與文化,要了解地方風俗、社會生活、社會結構以及當時社會政治的真實表現,不能僅僅憑藉官修史籍,而往往只有在方志、筆記和文集中才能夠得到真正有價值的資料。當然,地方志中的許多材料出于當地士大夫之手,有些出于地方官吏或由地方官吏組織修纂,他們只能站在地主階級立場上進行編纂,這就不可避免帶有相當大的片面性,甚至作偽的情況,但是由于地方志的編寫不會像官修正史那樣嚴格謹慎,因此在記事上也不會像正史那樣有過多的忌諱,史學工作者往往也就能夠從中找出那些反映歷史真相的東西。

      白壽彝教授在本書第一卷的“導論”中談到歷史文獻的特點時曾經說過:“我們應該知道歷史文獻的不足,同時也要善于利用歷史文獻。”他還說到歷史文獻的多重性問題:“所謂多重性,第一,是說一種歷史文獻總是反映一定的歷史現象,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第二,把不同的、有代表性的歷史文獻聯系起來,觀察規律性的東西。這就超出了一個一個的具體歷史記載的范圍了。這種性能不一定是文獻本身所固有的,往往是史學工作者所賦予的。第三,文獻不一定是死的東西,其中有不少是一直到現在還是有生命力的東西。”白壽彝教授還指出,歷史文獻中的具體記載在一般政治資料以外,還有思想資料、藝術資料、文學資料、科技資料等等。①就這一點而論,在我們通常使用的歷史文獻中,地方志當屬最為豐富的并且能夠聯系起來進行觀察研究的材料,而且它在除去一般政治資料之外,也具有更加豐富的內容特征。

      

      ①《章氏遺書》卷二八外集一《丁巳歲暮書懷投贈賓谷轉運因以志別》。

      ①萬歷《滿城縣志》序。

      ②彭孫貽:《明史紀事本末補編》卷一《秘書告成》。

      ①傅振倫:《中國史志論》,第144—148頁。

      ②鄭曉:《今言》卷一。

      ①參見巴兆祥:《明代方志纂修述略》。

      ②參見駱兆平:《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考錄》;朱士嘉:《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考錄序》。

      ③鄭曉:《今言》卷一。

      ①《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考錄·浙江省》。

      ①謝國楨:《史料學概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頁。

      ②朱士嘉:《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考錄序》。

      ③參見朱士嘉:《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考錄序》;謝國楨:《史料學概論》等。

      ①洪煥椿:《浙江方志考》卷十三《浙江鄉鎮志》。

      ①參見馬楚堅:《明清人物史事論析·略論明人修志主張》,江西高校出版社1996年版。

      ②嘉靖《九江府志》序,轉引自馬楚堅:《略論明人修志主張》。

      ③嘉靖《思南府志》序。

      ④《張太岳集》卷七《刻灤州志序》。

      ⑤嘉靖《許州志》序。

      ①參見黃葦:《方志論集·論方志的繼承和創新》。

      ①《中國通史》第一卷《導論》,第29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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